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反映边地戍卒思归情绪的小令，这类题材在唐诗中多得不可胜计，但在词中却很少见。盛唐时代的诗人们都向往到边塞建功立业，所以岑参等人笔下的边塞风光无比壮丽，充满乐观的情调。但到了中唐时代，情况不同了，李益的边塞诗就有一种凄凉的气氛，不少诗篇描写边地戍卒的思乡怀归和哀怨情绪。戴叔伦此词所写也是这种思想情绪，但写得非常含蓄深沉。

　　开头“边草”两字重叠，固是词调格律的要求，而在这里使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草原，显示出空间的寥阔，同时点明边塞的地理环境，渲染了荒凉的气氛。接着“边草尽来兵老”一句，写时间之悠长。边草一次次从生长到枯萎，戍卒年年盼归，从青年到衰老。值得注意的是以“草尽”烘托“兵老”，还暗寓着统治者把戍卒当作“边草”一样看待的意思，表现出作者对统治者不管戍卒死活的斥责和抗议，寄托着对戍卒遭遇的深切同情。

　　中间一联对句，非常工整。“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前句写边塞冰天雪地，一片银白，“山南山北”点明白雪覆盖面之广阔，“晴”字点明飘雪已经停止，同时为下句的“月明”作铺垫。下句写白雪衬托下的月色分外皎洁，“千里万里”写月亮普照之广，同时也暗寓着边塞与家乡相隔之遥远。人隔两地，但所望之月是同一个月，所以明月是最易引起怀人思乡之景，李白著名的诗篇《静夜思》就是描绘见月思乡的情景，唐代写望月怀乡的诗篇不胜枚计。接着又按格律要求叠用“明月，明月”，使读者更体会到：戍卒面对明月，思乡怀人之情更切，似乎戍卒的思想已长着翅膀飞回了家乡。

　　结句“胡笳一声愁绝”，一声胡笳使戍卒从思乡梦中惊醒过来，原来自己仍旧身在边地，最后用“愁绝”二字表现出戍卒的极端忧愁苦闷，同时也起了点明主题的作用。

　　全词没有出现思乡怀人的字样，但句句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其特点是全用景物烘托的手法。边地将尽的枯草，积满山岭的冰雪，晴朗夜空的明月，凄凉悲切的胡笳声，所有这些景物描写，都是为了烘托戍卒的心情，有了前面的层层铺垫，最后用“愁绝”二字点明，就显得心情特别沉重而有力。

　　此词的另一特点是重叠的结构形式。按照词的格律要求，全词有两对叠句，这种重叠通过重复歌咏可加强感情的抒发，同时也起了加深意境的作用。“边草”重叠，形成一种荒凉的意境，描写了戍卒的活动背景，也烘托出戍卒空虚凄凉的心境，这就与单用“边草”二字的作用不同。“明月”重叠，一方面是上句末尾“月明”二字的颠倒，使之与上句转折呼应，这也是转应曲词调的格律要求，形成上下句勾连的格局，可产生回环往复的韵致，另一方面，“明月”二字的重叠，造成了一种明月普照的柔和氛围，烘托出了戍卒思乡怀人的强烈不安的情绪。

　　全词意境极为深沉含蓄，是中唐文人词中难得的一篇佳作。

　　此词融情入景，以景语始，以景语终，在层层铺叙、描写中表达了伤离怀旧的心绪。明董其冒《评注便读草堂诗馀》谓此词：“因观景物而思故人，伤往事且词调洒落，托意高远，佳制也。”开头三句：“碧水惊秋，黄云凝暮，败叶零乱空阶。”一片碧水放出了冷光，寒气袭人，不觉惊叹时序变迁之速；又有几片黄云在逐渐凝聚，掩没了微弱的阳光，大地呈现出苍茫的暮色，台阶上堆积着零乱的黄叶。浓重的衰飒气氛，烘托出词人此时此地的心境。“惊”、“凝”二字集中地表现出词人对一片萧瑟景象的主观感受，加重了所写景物的感情色彩，反映出他的凄苦心情。“黄云”一句，语本于李义山诗“秋风动地黄云暮”，而着一“凝”字，就比原句显得沉着有力。“洞房人静，斜月照徘乱。”“人静”，而词人不静，他心思潮涌，在斜月照耀之下，徘乱不定，陷入了沉思之中。“又是重阳近也，几处处、砧杵声催”。这几句不是泛泛地点明时序，而蕴蓄着很深的感慨。九月，正是“授衣”的秋日。飘泊异乡，秋天日暮听到砧杵声时，很自然地会起故园之思，而对于接连遭受政治排斥的词人来说，当这种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鼓时，他心中涌起无限的悲凉：时光在一年一年地消失，而苦恨何时能休！“又是”二字尤极委婉之致；“催”字，写尽哀痛之切。“西窗下，风摇翠竹，疑是故人来。”在写景中透露出怀人的情思，是全词的主旨所在。这几句是从唐人李益诗句“开门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化出，易“动”为“摇”，写出了竹影扶疏的风神，同时也反映出对故人的情意。

　　“伤怀！增怅望，新欢易失，往事难猜”几句紧承上片结句，婉转地表达出在遭贬谪以后的生活历程和伤离怀旧的情绪。宋哲宗绍圣初年，章惇等人执政，以苏轼等为核心的所谓“元祐党人”，横遭贬斥。险恶的政治风浪，冲散了的友好亲朋，这中间是没有什么是非曲直可言的。人情反复，世态炎凉，在贬谪中不会有什么新欢，即使有，也会很快失去；生平故旧，或存或亡，即使存者，也天各一方，对于往事还能想些什么呢？只有怅惘而已。“新欢易失，往事难猜”两语浓缩了词人的千愁万恨，低回欲绝，不失婉约词风。

　　菊花，是秋天的花，它的盛开，表明了时序已到了深秋。“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忽然向花发问，此问虽奇，但亦有本依，唐人《惜花》诗说：“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尊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大概是最早的开了问花之风。秦少游的老师苏东坡，在《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一诗里说：“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足见在诗人眼中花是有感情的，它可以专为某人而开。东坡又在《述古闻之明日即至坐上复用前韵同赋》诗里说：“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不仅问了花，而且花还作了回答。秦少游把问春花改为问秋菊，不止是为了表明时令，和下边几句联系来看，它还有更深刻的意义。“谩道愁须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是一句久经苦难的词人的肺腑之言，中间蕴蓄着词人的无限辛酸。这几句和上边两句初看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是紧密相连。从词人的发问语气里可以判断出他已无心赏花，无心把盏，因为即使吃醉了酒，也解不了愁，“酒未醒，愁已先回”。就这样，把黄花与酒以及解愁与否联系起来，感情跌宕，喷涌而出，步步进逼，最后说出一句最深挚、最动情的话：酒敌不过愁。这样的回肠荡气的词境，在婉约词人中很少能够达到。

　　歇拍三句“凭栏久，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以景语作结，回旋不尽，产生出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全词上片怀旧，以景语开篇，下片伤离，以景语结情，景语情语，丽雅工致，情韵兼胜；层层铺叙，步步迫近，委曲婉转，凄切动人。从此词可以看出：少游词以“情韵兼胜”而为世人传诵。他的“情韵兼胜”的艺术风格是在景物描写中展现的。少游的词作，写景而情在其中，一切景语皆情语，善于融情入景，既显豁，又含蓄，显示出不凡的艺术功力。这首《满庭芳》，即鲜明地体现了秦词的艺术特色。

　　这篇古文写了墨子对他的门生耕柱子的批评。墨子用马和牛作比的方式，告诫耕柱子，正因为马有能力上太行山，所以要策马。以此勉励学生不断进步，能够真正承担得起责任。

　　墨子的语言，朴实无华，有时甚至是平铺直叙，没什么文采，也不像庄子那样爱讲寓言故事，但他的话语逻辑性很强。他认为“文采饰太胜”，反而会使听者“迷于其辞，失之其理”，这样不利于自己的表达、传播。本文体现了墨子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这也反映了墨子是一个光明磊落、坦诚直率的人。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