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十九是作者在江州时的朋友，作者另有《刘十九同宿》诗，说他是嵩阳处士。全诗寥寥二十字，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辞藻，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炽热的情谊，表现了温暖如春的诗情。
诗句的巧妙，首先是意象的精心选择和巧妙安排。全诗表情达意主要靠三个意象（新酒、火炉、暮雪）的组合来完成。
“绿蚁新醅酒”，开门见山点出新酒，由于酒是新近酿好的，未经过滤，酒面泛起酒渣泡沫，颜色微绿，细小如蚁，故称“绿蚁”。诗歌首句描绘家酒的新熟淡绿和浑浊粗糙，极易引发读者的联想，让读者犹如已经看到了那芳香扑鼻，甘甜可口的米酒。
次句“红泥小火炉”，粗拙小巧的火炉朴素温馨，炉火正烧得通红，诗人围炉而坐，熊熊火光照亮了暮色降临的屋子，照亮了浮动着绿色泡沫的家酒。“红泥小火炉”对饮酒环境起到了渲染色彩、烘托气氛的作用。酒已经很诱人了，而炉火又增添了温暖的情调。诗歌一、二两句选用“家酒”和“小火炉”两个极具生发性和暗示性的意象，容易唤起读者对质朴地道的农村生活的情境联想。
后面两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这样一个风寒雪飞的冬天里，在这样一个暮色苍茫的空闲时刻，邀请老朋友来饮酒叙旧，更体现出诗人那种浓浓的情谊。“雪”这一意象的安排勾勒出朋友相聚畅饮的阔大背景，寒风瑟瑟，大雪飘飘，让人感到冷彻肌肤的凄寒，越是如此，就越能反衬出火炉的炽热和友情的珍贵。“家酒”、“小火炉”和“暮雪”三个意象分割开来，孤立地看，索然寡味，神韵了无，但是当这三个意象被白居易纳入这首充满诗意情境的整体组织结构中时，读者就会感受到一种不属于单个意象而决定于整体组织的气韵、境界和情味。寒冬腊月，暮色苍茫，风雪大作，家酒新熟、炉火已生，只待朋友早点到来，三个意象连缀起来构成一幅有声有色、有形有态、有情有意的图画，其间流溢出友情的融融暖意和人性的阵阵芳香。
其次是色彩的合理搭配。诗画相通贵在情意相契，诗人虽然不能像雕塑家、画家那样直观地再现色彩，但是可以通过富有创意的语言运用，唤起读者相应的联想和情绪体验。这首小诗在色彩的配置上是很有特色的，清新朴实，温热明丽，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悦目怡神之感。诗歌首句“绿蚁”二字绘酒色摹酒状，酒色流香，令人啧啧称美，酒态活现让读者心向“目”往。次句中的“红”字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温暖了人的身子，也温热了人的心窝。“火”字表现出炭火熊熊、光影跃动的情境，更是能够给寒冬里的人增加无限的热量。“红”“绿”相映，色味兼香，气氛热烈，情调欢快。第三句中不用摹色词语，但“晚”“雪”两字告诉读者黑色的夜幕已经降落，而纷纷扬扬的白雪即将到来。在风雪黑夜的无边背景下，小屋内的“绿”酒“红”炉和谐配置，异常醒目，也格外温暖。
最后是结尾问句的运用。“能饮一杯无”，轻言细语，问寒问暖，贴近心窝，溢满真情。用这样的口语入诗收尾，既增加了全诗的韵味，使其具有空灵摇曳之美，余音袅袅之妙；又创设情境，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诗人既可能是特意准备新熟家酿来招待朋友的，也可能是偶尔借此驱赶孤居的冷寂凄凉；既可能是在风雪之夜想起了朋友的温暖，也可能是平日里朋友之间的常来常往。而这些，都留给读者去尽情想象了。
通览全诗，语浅情深，言短味长。白居易善于在生活中发现诗情，用心去提炼生活中的诗意，用诗歌去反映人性中的春晖，这正是此诗令读者动情之处。
这首五绝小诗写得非常有情趣，通过对饮酒环境和外面天气的描写，反复渲染饮酒气氛，自然引出最后一句，写得韵味无穷，同时，其中也蕴含了诗人和刘十九的深厚情谊。我们可以想象，刘十九在看了白居易的诗后，定然是立刻欣然而来，两人痛快畅饮，也许此时屋外正下着鹅毛大雪，但屋内却是温暖、明亮，是多么温馨惬意，令人身心俱醉。整首诗语言简练含蓄，又余味无穷。
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情调，浅进的语言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的美和真挚的友谊。
周晋的这首杨花词直以柳絮为描写对象，新清可爱，流畅蕴藉。
词章一开始就连用三个比喻状写柳絮的形态：“似雾中花”，形容其朦胧缥缈；“似风前雪”，形容其飘逸漫卷；“似雨余云”，形容其轻柔淡远，如果说“似风前雪”还有一点袭用前人语意之嫌的话，那么另外两个比喻则完全是词人独特的想象和创造性的描写。以“雾中花”形容化物的当然很多，但以此比譬杨花的都甚为罕见。至于以“雨余云”比喻杨花的确系这位首创，而且十分贴切优美。连用三个比喻状写杨花的形态之后，词人又用“无情”与“有情”来描写它的神态：杨花无根无系，随风飘荡，看来它实在是一种无情之物，它不眷恋谁，更不执着于谁；但是它又像是很有情有义的呀，它落在浮萍上，使水面呈现一片片、一丛丛新鲜可爱的绿，在遇到它的钟情者时，它也会迸发生命的力！（按：杨花乃柳树子所带的白色绒毛，因而也叫柳绵。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以为杨花落入水中可以使水面长也浮萍。这自然是一种误解，但不失为一种美好的想象。）
下阕又从别一角度描写柳絮杨花的命运：西湖，南陌，东城……随处都可看到杨花的踪迹。造物主似乎派给它一项专职任务：年年去管给春天送行，它是送春的使者，送走了春天它也就消失得无踪无迹。它好像被春风所遗弃，又好像它遗弃了春天──它既像薄情游子，又像薄命佳人。
作者于乾道八年（1172）冬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次年春过此并填写了此词。
上片落笔先写清江水流风高浪急，赣江之水，滚滚东流，千古不变，巨大的波涛声如席卷地，翻腾的波浪又如涌起重叠的房屋，江水浩渺，无边无际，十丈高的危樯，也承受不了张开的帆腹。由于夜来春雨，水势增大，水位增高，风向刚定，便命击鼓开船。此时，风急浪高船快如飞，就如当年出使金国追想大禹业绩横渡黄河一样，令人振奋。顺风急驶，作者心情轻快。与客人痛饮船上，填词佐酒，意气洋洋，潇洒风流。但表面上的轻松难以掩饰他心中沉积的愤懑，览物之情带来的开怀，无法替代报国无门，理想破灭的悲愤，作者只有借酒浇愁，以释胸中苦痛。
下片起首四句用祖逖击楫和刘备抚髀感叹的典故表达自己满腔爱国热情和收复失地的希望都已化为烟云的悲哀。因与朝廷政见不合，受到冷落外放为地方官，无法实现理想，他看透了一切，并表示不以此为意，不管把自己放到南方或北方，不管能否建功立业，一切都无所谓，不在乎，唯有与友人举杯同饮，才最为快乐。以下写他的豪纵行为，吃着新鲜的菜蔬美味，听着美妙的音乐，何等的惬怀。此时此刻他感到，人间还有什么事情比把酒尊前、开怀畅饮更令人高兴呢？作者这些话看似旷达不羁，实则悲恸难抑，他把报国无路和理想成空的失意都化作一腔激愤，貌似豪爽，实为悲哀。全篇用典丰富而贴切自然，写景壮阔，情感激荡。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