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作者的倾向不便明言,于是便借鉴了古代诗人屈原和李白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以梦境反映现实,借天上影射人间。这就使得全诗既闪烁着诗人的奇情异彩,又显示出其批判政治现实的锋芒,成为古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力作。
诗一开始,就用奇幻的笔调描写了作者梦登河汉的情景:“夜梦上河汉,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罗列争光芒。”灿烂的银河、闪烁的群星,在诗人也在读者面前展现出神话般的境界。诗人情不自禁地轻曳脚步在银河两旁巡礼,于排列有序、熠熠争辉的繁星中看到了东方苍龙之一的箕星、牵牛星、织女星以及北斗七星。“自箕历牛女,与斗直相当。”两句诗表面上若不经意,信手拈来,实则大有深意,为后文议论埋下伏笔,于此可见作者诗思的慎密。
“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这两句是由写景到叙事的过渡。从中既透露出诗人内心郁积已久的对人间百事不解的迷惘;也可以看出:此时此刻,他对从天上求得答案满怀着希望。
接下去,诗人却笔锋陡转,用充满夸饰的色彩,勾画了天神威严可怖的形象:“其中有神官,张目如电光。玄衣乘苍虬,身佩水玉珰。丘蛇与穹鳖,盘结为纪纲。”这样一个目光如电、身着黑衣、左右又盘结着蛇和鳖的神官形象,较之屈原《离骚》中不予开门的“辛阍”和李白《梁甫吟》中发怒的“阍者”,都刻画得更为具体,也更具有威慑力。他的出现,为方才还明净神奇、充满浪漫情趣的天空涂上了一抹阴森的色彩,使诗人从对仙境的陶醉中猛醒过来,生出“我心恐且怪”的惶惶不安之感。这里,天上神官的象征意义虽未点破,但在其鲜明可感的艺术形象中,已蕴含着对读者的丰富的启示。
面对突然出现的挣狞可怖的“威灵”,诗人仍然斗胆发问,显示出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一连五问,以排比的句式、充沛的气势喷射而出:“有牛岂不力,何惮使服箱?有女岂不工,何惮缝衣裳?有斗岂不柄,何惮挹酒浆?卷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苍?何彼东方箕,有恶务簸扬?唯识此五者,愿言无我忘。”这一连五问源于《诗经·小雅·大东》。在那首著名的讽刺诗里,历数了一系列天文星象,说织女不能织;牵牛不能拉车;北斗杓星不能舀酒浆,箕星不能簸扬,指出它们徒有虚名而不切实用。这里却反其意而用之,指出:有牛不让拉车;有织女不让缝衣裳;有斗不让挹酒浆,有舌而不得言。暗喻朝中贤士有用的不能见用,有言责的不能进言,唯有恶人却可以像箕星一样任意簸扬其恶,肆虐猖狂。这一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作者以其痛快淋漓的发问尽情倾吐了胸中的不满及讥讽,并猛烈抨击,将全诗推向高潮。不仅集中表明了作者对这场政治斗争的鲜明态度,而且显示出他深邃犀利的思想和敢于斗争的勇气。
接下去写神官的回答却使诗情陡然下跌。他的话两句一顿,层层递进:“上天非汝知,何苦诘其常?岂惜尽告汝,于汝恐不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子王?”意思是说:“天上的事本来不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何苦一定要寻根究底呢?如果你一定要把天上名实不符之事问个明白,哪里是我不肯告诉你,只恐天机泄漏给你,于你反有不祥。这其中的奥秘不难弄懂,譬如人间有种种荒谬不平之事,难道你敢统统拿去话问王者吗?”神官的这几句话虽是劝告之辞,却揭示出丰富深刻的道理,它一方面表明大千世界到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人间如此,天上亦然。同时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于王”两句直接点醒正意,有力地批判了权奸当道、阻塞贤路、打击贤臣、实行恐怖高压的黑暗政治现实。
仙境倏然消失,梦亦随之破灭,诗至此戛然而止。作者在这里没有多费笔墨交代梦醒后的感想,但透过“残灯荧空堂”这凄清而悲凉的景象,表现出作者那失意怅惘的心情。然而尽管如此,全诗最突出的却是作者不畏强权、不怕高压,从心底发出的不平的呐喊。这是正义的呼声,任凭什么压力也无法将它扑灭。诗人的斗争精神,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使诗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首诗内容充实,想象奇特,一气贯注而又跌宕生姿,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战斗精神。他在《寄滁州欧阳永叔》一诗中曾说:“直辞鬼神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这首《梦登河汉》诗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诗歌主张。
作品一开头,就以发问的句式“渔父饮,谁家去”,突出烘托渔父以鱼蟹换酒的宁静气氛,到底想去哪个酒家。其意有二:一是哪一家能以鱼蟹换酒,二是哪一家的酒质最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渔父的贫苦状态,也隐含了作者对渔父的深深同情之心。
紧接着写渔父与酒家的和谐与体贴的良好关系,“酒无多少醉为期”,这是酒家发出的敬言,让渔父只管饮酒,饮多饮少,酒家不在乎。
最后一句“彼此不论钱数”,是作者的评论,也是点题之笔,充分反映了当地渔父与酒家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民最宝贵的品质:善良、纯真和质朴。用浅易的语言说世俗的生活,尽显日常生活的状态与趣味。
第一首词先叙述后议论,明快自然,写出了渔父以鱼蟹换酒来饮的愉悦心情。突出了渔父“饮”酒中以鱼蟹换酒的特有情趣,以及渔父与酒家特有的淳朴的人际关系。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
李珣也曾写过一些隐逸之词,如《渔父》、《渔歌子》等。这首《定风波》是借范蠡事以明己志。范蠡亡吴霸越之后,功成身退,乘一叶扁舟泛游于五湖之上,啸傲风月于山水之间,过着隐逸生活。作者对他深怀仰慕之情,认为其人高洁无上。词的开头即点明他志在烟霞,仰慕隐沦,赞颂范蠡,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愿。次句是说范蠡功成身退,泛游五湖,饱赏湖上春光。接句续写退隐之乐,一叶扁舟,徜徉湖上,舟中饮酒吟诗,其乐融融。“云水”二字概括了大自然的无限美好,令人陶醉。这时便深切地意识到无官一身轻的愉悦。这反映了作者对世俗的厌倦。
下片继续写隐逸之乐。与“花岛”为邻,鸥鸟为伴,隐居于奇山异水的幽深之处,生活是何等的安闲恬适。在这里长年看不见追名逐利的流俗之辈。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了老子所说的“希夷”的微妙境界了。果真能得到老子所说的微妙之道,心中怎能不暗暗自喜。结句“荷衣蕙带绝纤尘”,又用神的服饰,比喻隐者的高洁和一尘不染,大有飘飘欲仙的况味。
全词表现仰慕隐沦,申明作者抱有与范蠡同带的烟霞之志。范蠡归隐是在功成之后,见越王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之同安乐,便毅然退隐。而李珣“以秀才豫受宾贡,事蜀主衍”,未能立功,即遭亡国之痛。两人同是退隐,却心境不一。此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与作者所写的风土词不一样,在“花间”词里也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