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以“春情”为题的词作，大抵写闺中女子当春怀人的思绪，王安国这首小令却是写一个男子在暮春时节对一位女子的思而不见、爱而不得的愁情，内容与贺铸的《青玉案》相仿。贺作另有寄托，此词有无别的寓意尚难确定。

　　首句点女子居处建筑的精致华美、环境的清静幽雅。居处如此令人神往，则伊人芳姿倩影之使人倾慕难忘自不待言。这一句借物写人，是男主人公情感变化的基点。

　　次句交代气候、时令。春尽花残，惜花人情已不堪，更何况急雨劲风又摧花！“飞不起”三字暗写雨势的猛恶，展现残红“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凄凉景象，暗喻主人公的心境也如落红沾雨般沉重暗淡。这种心境源于伊人倩影的悄然杳去。

　　第三句写时间。从黄昏到月出，主人公在一片迷濛的景象里长时间伫留不去，足见他对女子的痴情。

　　第四句依照情感变化的规律采用顺延笔法，写主人公由痴情向迷离恍惚深化的情态，揭示他内心由极度爱慕而升华的思而不见的惆怅之情。“余香”二字饶有韵味，既含蓄地画出伊人“芳窬散麝、色茂开莲”的风致容颜，又绰约地显露池中明镜悬倩影、屋里衣香胜如花的境界。这一句完满地收结了上片，又为下片的状态抒情蓄势张本。换头言近旨远，写人物情态，现主人公形象。“月徊”是痴情的延续，“不语”是惆怅的外露。两者相辅相成，愈显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下片第二句用设问句申足上句，并从反面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何处去”不是无处可去，恰恰是去向杳若黄鹤的伊人处。采用反面运笔的方法，用得好时，能深化作品的层次。这里的反面运笔，很成功地突出了主人公魂牵梦绕的焦点。然而，梦魂飞近伊人身，只是主人公的主观想象和美好企望，现实却是香歇人去，光沉响绝，只有自身踯躅路旁，吊影惭魂。歇拍两句以杨花有幸反衬人物的无缘，正是主人公在这种现实处境中的自怨自叹。

　　以上的简析，只是按照词语的措置顺序作出的。其实，如按照主人公感情变化的脉络去寻求端倪，很难分清事由的前因后果，时间的迟早先后。因为词中写景抒情逞回旋吞吐的态势，前后句、上下片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或相反相成，引发难分。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主人公目睹伊人之后由爱慕而兴起的思而不见、爱而不得的愁情。

　　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北，《汉书·地理志》新丰县注：“高祖七年置。”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所以新丰这个地名本身便隐含着刘邦之父怀旧的感情。如今诗人与阔别十年之久的友人忽然在新丰市相遇，更易引发起对往日归事的追忆。几杯酒下肚，感情更加激动，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起来。觥筹交错，热泪纵横，其场面是可以想象的。

　　三、四句忽发议论，“掬诚而出，人人所欲道，恰是人人所不能道。”（王文濡《历代诗评注读本》）。以相逢之喜泪反衬阔别十年之悲泪，又以阔别时间之久长烘托会面时间之短暂，把极其丰富复杂的感情表达得十分充分，使这两句议论成为全诗点睛之笔。此诗艺术上的成功又一次证明，诗歌并不绝对排斥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说诗晬语》）。

　　怀古诗与游览诗，大多数是在时空概念上做文章。或者通过同一地点的今昔对比，寄托胜事不常、沧海桑田的感慨；或者通过同一时间两地的不同，抒发由此而产生的喜怒哀乐。在绝句中，由于篇幅的限制，便把时空概念浓缩交织，给人以咀嚼品味的余地。王安石的这首《州桥》诗就是运用了这一手法。

　　这首诗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回想旧游汴京所作。前两句是写当年在州桥踏月，想念自己在金陵的家；后两句写在金陵赏月，又因听到当年想象中的凄切而急速的溪声，忆及汴京。前者的州桥是实写，溪流是虚写；后者的州桥是虚写，溪流是实写。所写的虚实的不同，也就是时空的不同，如此交叉渲染，人事的变迁，情感的变化也就都包含融会了进去。

　　《州桥》诗，其意境有似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更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立足于今，想象未来，所写的是一个地方，但时间的不同，情感也将不同。通过时空变化，展示悲欢离合的演变，自己的相思之情得到了体现。王安石的《州桥》诗与李商隐诗一样，都是以景设情。但王诗是由现在的金陵想到过去的汴京，李诗是由现在的巴山想到将来会面的长安。一是回忆，一是展望。所以李诗格调轻快婉转，王诗就显得沉重压抑。

　　小诗开篇即点题。“可惜”二字表明诗人对巴江柳的爱怜态度。第二句描写柳色。望王山下，巴江两岸，那成行成排的杨柳，柔条纷披，新叶繁茂，青葱凄迷，如锦似绣。倒映在水中，把一江春水都染绿了，以至于分不清哪是柳色，哪是水色，意境是新鲜、优美的。诗人不用“工笔”去刻画杨柳婀娜多姿的形态美，而是用“泼墨”去烘染它气象恢宏的色彩美，以色绘春，秀逸迷人，颇见匠心。“绿侵江”，兼用拟人、夸张手法，状柳色之丰盈、浓重、苍翠欲滴。杨柳执意要分绿与巴江，让江水与它同美，一起来装点春天。一个“侵”字写活了杨柳，赋予它动感和情感，可谓以一字而尽传精神。

　　杨柳不仅“风流可爱”，而且浓荫清凉，可以为夏日的人们消暑除热。于是诗人联想到，巴江柳应该“好向金銮”，“移阴绮窗”，去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辞采的富丽，衬托出希望的美好。《南史》记载，刘悛之为益州刺史，曾献蜀柳数株，齐武帝把它们种在太昌云和殿前，玩赏不罩，甚为钟爱。诗的后两句化用这个典故，但其用世之意更为明显。

　　这首诗一、二句咏物写实，作者倾笔于柳色，流露出不尽喜爱之情；可柳生巴江，不得地利，徒有其色，难遇知音，惋惜之意见于言外。三、四句由柳色想到柳荫，畅言巴江柳的辉煌前程，借历史典故，抒自我心志。但柳荫终未移入绮窗，有才难被大用，惋惜之意又深一层。由此可见，这“可惜”二字，实为全诗之主眼。而无限“惜柳”之情，正是诗人自伤沉沦、自叹失意的心灵写照。

　　李商隐这首咏物诗，不离不即，既切合于江柳，又在咏柳中表现自己的情思。全诗借柳写入，以虚衬实，景中含情，意在言外。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