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早春》,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明媚动人的景物,最后两句显示出作者遭到贬谪后消沉郁闷的心情。
作品抓住春雨初晴,阳光返照,山杏吐艳,水苹争绿,白雁低飞,黄鹂语涩几个最富早春特征的意象进行了突出的描绘。大雨刚过,地面和湖上经过雨水的冲洗,妩媚之中更添清新之感。早春时节,尚有冷气袭人,而阳光返照,不仅景色秀丽,复有温暖明快之感;山杏发,水苹生,欣欣向荣,红绿相映,色彩对比鲜明,是早春时节最富特征的景色,也是这幅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毫无秩序可言,显示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之态,故用“乱”字点出;而湖面之水苹,一望无际,犹如整齐地铺在水面上的绿色草坪,故说“平铺”。“平”字作用有二:一是描述水苹的整齐,其次它与“铺”字合用,有平展、阔大无边的意思,令人想见湖面的阔远与水苹的茂盛。四句之中,云、雨、阳光、山杏、水苹几个意象的描写都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早春征候。然而若尽乎此,又似乎有些美中不足,原来还缺少最具生命活力的动物。五、六句“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因为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的白雁不得不低空飞行;同样由于雨水的淋浇,黄鹂的舌头也颇有些生涩不听使唤之感。然而,它们一个不顾身上雨水未干,仍然翩翩起舞,一个虽然舌涩但也禁不住歌唱呜叫,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刚刚到来的春天太美妙,太富有魅力了。它们的飞舞和鸣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妩媚可人之态。
前人云“刻画早春,有色泽,腹联尤警”(《唐宋诗醇》卷二十三)正是指出第三联的关键作用。有了这一联,一幅完整的《南湖早春》图才宣告完成。诗的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消沉的心情。面对如此美妙的春天,诗人尚且缺乏兴致,无心情可言,则其内心必有巨大的隐痛。此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微,而诗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对于一个被贬在外的下层小吏来说,即使有贤才良策也徒然无用。忧国忧民、衰病不堪的诗人,怎么会有兴致欣赏美妙的春色呢?同时,春色愈美,国家河山愈可爱,就愈让人担心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可怕后果。所以“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在爽心悦目的早春景色面前,思前瞻后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时值初春,景象不同于其它季节,也有别于仲春、暮春。诗人选取了傍晚时分雨住天晴、返照映湖这一特定角度,着重描绘了山杏、水苹、白雁、黄鹂这些颇具江南风情的景物,惟妙惟肖地画出了南湖早春的神韵。时令尚早,大地刚刚苏醒,山杏初发,花开得不多,点缀在湖光山色中,故谓“碎红”,“乱点”则一下将杏花随意开放、随处点染的神态活画出来。“乱”并非杂乱、零乱,而是自然、随意,诗人写西湖春景时亦说“乱花渐欲迷人眼”(《钱塘湖春行》)、“乱峰围绕水平铺”(《春题湖上》),都从“乱”中见出天然情趣,毫无人工的矫揉。水苹新生,叶子平铺水面,“平”与“乱”相互映照,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惟在水乡;才见此景致,也让人觉得随着季节的推移,春色转浓,它们也会在湖面上不断伸展、扩大。写了看似静止的景物,诗人又转而接笔描绘了湖上的雁影莺声,静与动、景与声相映成趣。严冬刚过,大雁尚未从冬天的慵懒状态中恢复过来,还不善高飞,在湖上飞得低而缓慢,诗人以一“重”字活现出了它此时慵懒、笨拙的神态。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禁锢,黄鹂在初展歌喉时也难免舌涩口拙,不能婉转高歌。白雁翅低、黄鹂舌涩,莫不带有早春时节它们自身的特征,也别具情趣。它们不惟使诗人所描绘的画面有了动感,且有了声音,也让人感到它们不久即会振翅高飞,舒喉长鸣。一幅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早春画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白居易倡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诗文的艰深晦涩,他的诗家弦户诵,流传中外,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与他诗歌的通俗易懂分不开。若以此以为白居易不注重诗歌的推敲锻炼,则与他的创作实际大相径庭,有时他的作品太自然了,反让人不易觉察他创作的苦心。这首《南湖早春》,适可见出他诗歌创作的功力与匠心。
诗人切人诗题选取了雨后初晴这一独特角度,简洁明快,起笔便向人描绘了一幅清新明澈的画卷:暖风吹回,云彩散开,雨止天晴,尤可喜的是太阳的返光回射湖边,一切显得温暖而又明亮,诗人的心情也隐含其中。首联两句十四字,包含了多少事物,刻画它们的特征可谓一语传神。轻捷地将诗境展开之后,诗人便妙笔点染湖上景物。山杏初发,诗人以“乱点”见其自然情致,苹叶新生,诗人用“平铺”示其生长情景,各极其趣,“乱点”、“平铺”亦都使原本静止的事物有了动感,让人仿佛看到春天不断生长的力量。说黄鹂“语未成”尚属常见,谓白雁“飞仍重”则是诗人的创造,一“重”字活画出了早春白雁难以奋翅高飞的情态,不知诗人斟酌了多少次,才最终选定了这足以让人折服,让白雁俯首的“重”字。白雁“飞仍重”尚可意会,黄鹂“语未成”则简直无法在画中表现,惟可于诗中传出。春光明媚,诗人绘影图形,也不忘着色。山杏与水苹的“碎红”、“新绿”交相辉映,白雁、黄鹂为春光增了色彩,亦使得画面添了动感,传出声音。诗人所描绘的鄱阳早春,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视觉、有听觉,还有触觉,给人以全方位的整体感受,让人看到多姿多彩、生趣盎然的春天画卷,这实也离不开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锻炼,对谋篇布局的推敲。
景致的选择,语言的运用,毕竟属于外在、表面的东西,深入品味不难发现,这首《南湖早春》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的精神、情感实灌注在笔下的景物中。风回云断,雨住天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合人心意,那风似也可吹去人心头的阴翳,让人心境亦如夕照下的湖面,立时明朗起来。湖上安详的色彩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山杏、水苹也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值此早春时节,诗人当也感受到春天的希望与温馨。此诗作于诗人谪居江州时,在此之前不久,诗人刚经历过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痛苦与挫折。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夏,宰相武元衡被人谋杀,忠直的白居易愤而上疏,请求朝廷缉捕凶手,洗血国耻,反被政敌诬为越职言事,于是年秋被远贬江州,现在冬去春回,创伤渐复,江南春色让他感到惊喜、欣慰。可心头的阴云毕竟还未散尽,不能奋飞的白雁,学语未成的黄鹂,莫不带有他自身的影子,他在它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情感。在远离京城的谪居之地见到春归,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欣喜有所憧憬,又难以将原先心头积存的愁苦完全摆脱。总观全诗,诗人对江南春色是由衷喜爱,掩饰不住的,他虽自叹“年年衰病减心情”,可随着春光转浓加深,心情想也会日益开朗起来。
这是一幅淑女赏春图,画面丰富、生动,意则有所深折。图中女子,背斜阳而倚楼栏,珠帘半卷,新妆乍露,纵目观赏眼前一派春光。
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一河春水。清碧高涨,拍提舐岸,岸柳垂绦,拂水掠波,又好象蘸着春澜在写、在画。垂杨于水,本是主动去沾惹,词人却说是水浸润柳枝,突出了水的活泼。第二句,让人推想,岸边除绿柳成行,还有红紫芬芳,正是春深时候,落红成阵,水面流芳泛彩,清香远播。三四句,女主人公看到了更其富于生命的嬉戏:小小鸳鸯,追啄着水面的花瓣,咬弄着抚水的柳叶,成双成对,追随不舍。拍、蘸、流、弄、噆、随,连下六动词,都由女子注视、感受所串连。我们仿佛随她一起听到了春潮涌动,噬岸有声,鸳鸯啄花啜柳喋喋呷呷;看到了水与柳与花,鸳鸯和花和柳,鸳鸯并鸳鸯之间亲密的厮缠,浑然的生命依恋;看到了水的清碧,柳的翠绿,花的多彩,女子的淡雅衣装,鸳鸯的明艳羽翼;还闻到了满泛一河的花香。
这生动、繁富和美丽,明明合奏着春的欢乐,春的勃郁生机,而赏春人却黯然“肠断。” 上片那满目春光的表相下面深潜的意念,都涌动起来。垂杨蘸水,丝绦千缕,“长安陌上无穷树,惟有垂杨管别离”(刘禹锡),昔日折柳送人,如今人在何处,怎不让伊目思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或者这丝绦已老的柳,竟让伊怨怼于深闺独守。往下,落花流水意的传统蕴含,“水流花谢两无情”的沉重叹息,也许又勾动她生命花衰青春水逝的怜惧。词人的《南柯子》云:“晓绿千层出,春红一半休。门前溪水泣花流”,一个“休”字,正是流水泣花内涵的清楚注脚,与此词同读,正见词人赋予人物的生命怜惧意识的反复出现。待到鸳鸯鸟出现于眼前,它们成双作对,棒打不散,逐水弄花,自在而欢畅,词中人更加难于禁持了。词人《阮郎归·春思》曰“贪凭雕槛看鸳鸯”;《一落索·春怀》曰“清晓莺啼红树,又一双飞去”,词人让词中人一再关切成对的鸳鸯,双飞的莺燕。自然物尚两性相守,阴阳偕合,人呢,形单影只,索寞兰闺,岂不让人难以为情。“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春光中最富生命的跃动,怎不使她腾起生命追求的热切!于是,因而才有这一片明媚春阳下的“断肠”和“暗”。
题为春景,实是春怨、春思、伤春。上片明丽轻快,恰是下片“帘半卷”的慵懒、“背斜阳”的幽悄、“暗断肠”的伤情的缘由,不协调中正含着统一。
这是一首劝人摆脱机务、及时休闲寻欢的小词,感情基调哀而不伤,平静而明快。
上片先由“官身”难闲、“世事”无尽说起,通俗直叙的语言,从自身的经历说起表述了做官的事多不得自由,引发共鸣。接着以“君貌”、“我鬓”,从人最容易代表衰老的部分写起,紧扣前文,申明青春不驻,人生易老,两对句各从两面着墨,下字亦颇工稳,白描自然,感情真挚,上片通过自身所体会结合所看到的,使得对于青春的感慨更深、更细、更微妙。
下片则一洗上片的感叹,提出了解决方法,顿时使得词句基调变得轻快明亮,开始叙说解决上述烦恼的办法,便言“榴花酒”之清香四溢、“金缕曲”之多情动人,用眼前事物的美好彻底消除了官机务缠身的烦恼,也为下句的感叹做好了理论铺垫。赏心乐事难得,应当及时赏花听曲,开怀享受。简单的四句,却写出了作者对于生活的参悟以及对于繁忙生活的解忧和看法,末句以尽欢、莫叹相劝,希望对方放下负担、享受生活。
该词化用诗歌句法,构思新颖曲折,语言节奏明快,字词简单平稳,通俗自然,情致含蓄深婉。
这首诗是嘲讽秦观的诗风。秦观是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词风格柔弱纤丽,修辞精巧,元好问称是“女郎诗”,露讥讽之意。这表明元好问崇尚的是象韩愈那样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但是元好问的这种倾向性鲜明的审美观点过于绝对化,文学艺术可以也应当有多元的审美风格。刚健雄浑固然可贵,婉约秀丽也有娱人之美。在诗歌风格上,应当允许审美主体各有其好。不过作为生长在北方,仕于金王朝的诗人元好问来说,倾心于诗歌的雄浑苍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