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论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

　　此词以一个仙凡恋爱的故事起头，写词人与情人分别之后，旧地重游而引起的怅惘之情。整首词通篇对偶，凝重而流丽，情深而意长。

　　首句“桃溪”用东汉刘、阮遇仙之事典。传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于桃溪边遇二女子，姿容甚美，遂相慕悦，留居半年，怀乡思归，女遂相送，指示还路。及归家，子孙已历七世。后重访天台，不复见二女。唐人诗文中常用遇仙、会真暗寓艳遇。“桃溪不作从容住”，暗示词人曾有过一段刘阮入天台式的爱情遇合，但却没有从容地长久居留，很快就分别了。这是对当时轻别意中人的情事的追忆，口吻中含有追悔意味，不过用笔较轻。用“桃溪”典，还隐含“前度刘郎今又来”之意，切合旧地重寻的情事。

　　第二句用了一个譬喻，暗示“桃溪”一别，彼此的关系就此断绝，正象秋藕（谐“偶”）断后，再也不能重新连接一起了，语调中充满沉重的惋惜悔恨情绪和欲重续旧情而不得的遗憾。人们常用藕断丝连譬喻旧情之难忘，这里反其语而用其意，便显得意新语奇，不落俗套。以下两句，侧重概括叙事，揭出离合之迹，遥启下文。

　　“当时相候赤阑桥，今日独寻黄叶路。”三四两句，分承“桃溪”相遇与“绝来无续”，以“当时相候”与“今日独寻”情景作鲜明对比。赤阑桥与黄叶路，是同地而异称。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引顾况、温庭筠、韩偓等人诗词，说明赤阑桥常与杨柳、春水相连，指出此词“黄叶路明点秋景，赤阑桥未言杨柳，是春景却不说破。”同样，前两句“桃溪”、“秋藕”也是一暗一明，分点春、秋。三四正与一二密合相应，以不同的时令物色，渲染欢会的喜悦与隔绝的悲伤。朱漆栏杆的小桥，以它明丽温暖的色调，烘托往日情人相候时的温馨旖旎和浓情蜜意；而铺满黄叶的小路，则以其萧瑟凄清的色调渲染了今日独寻时的寂寞悲凉。由于是“独寻黄叶路”的情况下回忆过去，“当时相候赤阑桥”的情景便分外值得珍重流连，而“今日独寻黄叶路”的情景也因美好过去的对照而愈觉孤孑难堪。今昔之间，不仅因相互对照而更见悲喜，而且因相互交融渗透而使感情内涵更加复杂。既然“人如风后入江云”，则所谓“独寻”，实不过旧地重游，记忆中追寻往日的缱绻温柔，孤寂中重温久已失落的欢爱而已，但毕竟寂寞怅惆中还有温馨明丽的记忆，还能有心灵的一时慰藉。今昔对比，多言物是人非，这一联却特用物非人杳之意，也显得新颖耐味。“赤阑桥”与“黄叶路”这一对诗歌意象，内涵已经远远越出时令、物色的范围，而成为一种象征。

　　换头“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两句，转笔宕开写景：这是一个晴朗的深秋的傍晚。烟霭缭绕中，远处排立着无数青翠的山峦。夕阳的余辉，照映空中飞雁的背上，反射出一抹就要黯淡下去的红色。两句分别化用谢朓诗句“窗中列远岫”与温庭筠诗句“鸦背夕阳多”，但比原句更富远神。它的妙处，主要不景物描写刻画的工丽，也不景物本身有什么象征涵义；而于情与景之间，存着一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联系，使人读来别具难以言传的感受。那无数并列不语的青嶂，与“独寻”者默默相对，更显出了环境的空旷与自身的孤孑；而雁背的一抹残红，固然显示了晚景的绚丽，可它很快就要黯淡下去，消逝一片暮霭之中了。

　　结拍“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粘地絮。”两句，收转抒情。随风飘散没入江中的云彩，不但形象地显示了当日的情人倏然而逝、飘然而没、杳然无踪的情景，而且令人想见其轻灵缥缈的身姿风貌。雨过后粘着地面的柳絮，则形象地表现了主人公感情的牢固胶着，还将那欲摆脱而不能的苦恼与纷乱心情也和盘托出。这两个比喻，都不属那种即景取譬、自然天成的类型。而是刻意搜求、力求创新的结果。但由于它们生动贴切地表达了词人的感情，读来便只觉其沉厚有力，而不感到它的雕琢刻画之迹。“情似雨馀粘地絮”，是词眼，全词所抒写的，正是这种执着胶固、无法解脱的痴顽之情。

　　此词纯用对句，从而创造了一种与内容相适应的凝重风格。整首词于排偶中，仍具动荡的笔墨，凝重之外而兼流丽风姿。《白雨斋词话》评此词云：“美成词有似拙实工春，如玉楼春结句云：”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两臂，别饶姿态，都不病其板，不病其纤，此中消息难言。”以这段话评价此词的工巧深沉和灵活轻捷，应该是精当的。

　　该词上片“身向”句说明行程辽远。“北风”句谓寒风吹来，满耳尽是马嘶之声。然后作一小结。下片“一抹”二句写眼前景色，末句画龙点睛，指出了这首词的主旨在于“古今幽恨”。全词情景交融，结尾处更是点明主旨，加强语意，抒发情感。

　　“身向云山那畔行”，起句点明此行之目的地，很容易联想起同是纳兰的“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北风吹断马嘶声。”“北风”言明时节为秋，亦称“秋声”。唐苏颋《汾上惊秋》有：“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边地北风，从来都音声肃杀，听了这肃杀之声，只会使人愁绪纷乱，心情悲伤。而纳兰在此处云“北风吹断马嘶声”。听闻如此强劲，如此凛冽的北风，作者心境若何，可想而知。难怪他会感慨“深秋远塞若为情”。

　　“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以简古疏墨之笔勾勒了一幅充满萧索之气的战地风光侧面。晚烟一抹，袅然升起，飘荡于天际，营垒荒凉而萧瑟；时至黄昏，落日半斜，没于旗杆，而关城依旧。词中的寥廓的意境不禁让人想起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及范仲淹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故而张草纫在《纳兰词笺注》前言中言，纳兰的边塞词“写得精劲深雄，可以说是填补了词作品上的一个空白点”。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万帐穹庐人醉，星影要摇欲坠”，还是“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纳兰都不过是边塞所见所历的白描，作者本身并没有倾注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类作品的张力无法与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同日而语。不过，纳兰的边塞词当中那种漂泊的诗意的自我放逐感的确是其独擅。比如该篇的结尾“古今幽恨几时平”，极写出塞远行的清苦和古今幽恨，既不同于遣戍关外的流人凄楚哀苦的呻吟，又不是卫边士卒万里怀乡之浩叹，而是纳兰对浩渺的宇宙，纷繁的人生以及无常的世事的独特感悟，虽可能囿于一己，然而其情不胜真诚，其感不胜拳挚。

　　历史原因与环境原因以及词人自身的性格交织在一起，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这一曲边塞苍歌。全词除结句外，均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纳兰的一草一木皆有灵性：虽然作者一直未曾直接抒发要表达的情感，但人们从字里行间揣摩出作者的感受。“吹断”二字写尽了北国秋冬之险恶，“若为情”的发问中带出了作者对到任的迷茫与不安。环境险恶，前途未卜，纳兰胸中风起云涌：怀古之心，恋乡之情，忧虑之思，纷纷扰扰难以平静。此时边关的云烟、堡垒、落日均染上了情绪的色彩。整个边关不再是唐人笔下的雄浑、苍凉、悲壮，取而代之的是满目萧瑟的冷清与破败。

　　北风裹挟着朝雨，从江面上飘飘洒洒，呼啸而来。江上朝雨的景色，宽阔，空濛，而又略带萧索冷落之意，澹然展现在诗人的眼前。朔风可感，但无形无影，诗人却别具匠心，通过可观之雨将它形象地描写出来。细细体会“飞雨”，既可想见朝雨飞动之状，又能感受到朔风阴助朝雨之势。

　　百常观，本是汉代的台观之名；九成台，也是古代台名，这里都借指一般的台观。这些亭台楼阁，巍然屹立在曙色朝雨之中，一一映入诗人的眼帘。

　　“既”、“复”标识时间的先后承接，但决不是写风雨的断而复续，而是在景观迭现之中，暗写出诗人视野的变换和转移。诗人的视角，仿佛摄像机的长镜头，缓缓地扫描过淋漓在风雨之中的煌煌台观，印入诗人心灵的胶片。所以，风雨的飘洒和集结，在诗人心目中便产生了断而复续的“既”、“复”的感觉，从而在客观绘景之中，隐隐流露出主观观照的心迹。

　　淅淅沥沥的小雨，经过风的挥舞，洒落成了烟雾氤氲、轻埃迷漫。直到此时，诗人才交待了“观朝雨”的时间和地点：“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清晨，深宫重门犹未开启，诗人早已振衣而坐、欣赏晨景了。阴霾雨天，雾气沉沉，本应令人沮丧，心情不振，但他却从江上飞雨之中，从这片刻宁静的观赏之际，领略到了非凡的乐趣，久久沉湎于其间，心驰神往，留连不舍。在大自然的神奇诱惑之下，诗人心旌摇动，神思沸腾。喧嚣的尘扰，纷冗的庶务，暂时都已远他而去，使他直感到一种耳目清新的愉悦，并从这种耳目的清新，进一步体会到了精神的宁静和恬适。“耳目暂无扰”，多么难得的纯净之境、空灵之时啊！所以，此时此刻，他的心思终于摆脱了现实时空的束缚，跨越到无限渺远的自由之境，一下子飞到了远世往古，飞到了向往已久的理想之境了：“怀古信悠哉！”清晨朝雨之中，悠然缅怀亘古圣贤，心情该是非常畅快的。

　　这种发自心灵的对于自然山水的雅爱，同诗人深层意识中积淀的抚剑跨马、建功立业的正统思想发生了冲撞——如果像大鹏那样敛翼不飞，隐居山水之间，“平生仰令图”（《和王著作八公山》）便无从实现，所以，他仍热切地期望能像骏马一样，骧首奋鬣，千里长鸣；但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仕途，致力于建功立业，又可能像黄河中的游鱼去跳龙门一样，一旦跳不过去，便有曝鳃枯身之祸。仕途险厄，人生多艰。

　　诗人深感不可能既从容官场，又优游山林，“动”——出仕与“息”——退隐二者不可得兼，仿佛步行到人生的岔道口上，徘徊良久，举步不定。“方同战胜者，去翦北山莱。”“战胜者”用的是《淮南子》的典故：子夏“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又说（悦）之，两者心战故臞（瘦），先王之道胜故肥。”“北山莱”语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北山有莱”，莱就是草。诗人表示，将抱着归隐林泉的信念到北山去刈草垦荒，耕地种田了。

　　一阵晨雨，给诗人带来了清新悦目的感受，但同时，又搅乱了他的心绪。出仕意识与归隐意识在诗人的思想上，始终无法将它们统一起来，“动息无兼遂”，总不可能尽如人意。为了心理的平衡、为了心性的自由，他的诗中，流露出走向归隐的试图。然而，这仅仅是诗人这一次“观朝雨”以后的一种暂时的精神解脱，实际上他并没能就此远身官场，去翦北山之莱。诗人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他始终没有解决“动”（出仕）与“息”（归隐）的矛盾，总是在“歧路多徘徊”。他始终肩载着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艰难地跋涉着人生的路。

　　若按写景抒情的一般程式，全诗似乎应以“平明振衣坐”领起，才能顺理成章。但那样势必使全诗结构显得平淡无奇，而且由景入情的转折也将显得生硬、突兀。诗人的高超之处正体现在这里。他以“观”为全诗之眼，前六句直接写“观”时客观之景，后八句写“观”后主观之情，“平明振衣坐”二句置于枢纽关键之处，使写景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样，令人读来既觉层峦叠蟑，一波三折，又感到接转巧妙妥贴，气脉流畅，饶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