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咏梅花、咏海棠一样,苏轼以梨花自况,袒露他贬居黄州后心胸仍像洁白梨花那种旷达情怀。
上片,以反衬手法,从视角上写梨花的品格。“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开头三句,以“红杏”开过了,“夭桃”谢“尽”了来衬托梨花盛开状态,交代梨花独放的暮春季节。“独”字一用,宛有万花皆离我独笑的孤姿;“占春芳”再无他花,只有此花独为大地占尽春芳,显示高洁。以红衬白,个性鲜明。“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从嗅觉上和心态上,以反衬之笔,写梨花的自然清香和沁人脾的魅力。兰草与麝香本是花中之王和香中之首,在此与梨花相比,自然逊色多了。但他并未贬低兰麝。然而,作者巧妙地指出:兰麝怎能和“自然透骨生香”的梨花相比,进一步突出了梨花的名贵地位和观赏价值。这为下片写人埋下了隐示性的一笔。
下片,运用了正喻手法,写包括作者在内的游黄州、武昌的友人梨花般的品格。“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突出他们饮酒赏花,酒花香醉的谐谑情景。“对酒莫相忘”为领颔句,领取串连下文。喝上了酒,就会忆起这酒似歌妓“佳人”的姿色;还兼有或占尽那似酒似花的、“无花香自远”的“明光”酴醾的韵味。酒、佳人与酴醾的联系是从白色与麝香般的气味为媒体的。紧接着两句点题:“只忧长笛吹花落,除了宁王。”由上的写物而隐喻到写人,让人留恋的红杏、夭桃最后凋谢了,但最担心的是梨花,不要因时令之笛吹落;否则,担心的便是开国受命之宁王。很显然,作者以此隐寓着贤明的神宗,能否像宁王那样,不要吹落他这“梨花”。
全词笔法奇特,博喻成堆。先是以“红杏”、“夭桃”红色和凋谢反喻梨之白花和盛貌;继而以兰麝的兰黑色和沉香来正喻梨花般的白花和透骨的本质;再以上片的花物来喻隐下片的人事;下片又以酴醾般的酒、花与忆想中的“佳人”相喻,且三者融为一体,互得益彰。最后,借花抒发花与宁王息息相关的命运,来影射宋朝皇帝是否爱惜孤洁梨花般的贬臣东坡;何况苏东坡早是“酴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的齐安花了。
上片以“薄宦各东西”句开篇,交代了兄弟分离的情况。“薄宦”在这里非谦词,更多的是一种解嘲。朝廷软弱无力,官职空有其名。纵有鸿鹄之志,终也壮志难酬。自己宏图难展,只有“薄宦”小衔而已,虚幻如烟。“各东西”表示他们虽满腹不平,却也要为官出世,颠沛辗转,远行天际。这次分别,他们从此天各一方,纵使亲情再深,也徒有念牵而已。“往事随风雨”句写得比较隐晦,大有往事堪哀不可回首之意。“往事”既有他们相处的时光,更包含他们宦海沉浮的遭际以及北宋倾覆、南宋偏安的全部心酸历史。无论如何,这些都已随雨打风吹去,现实依旧如此。“先自离歌不忍闻”承接黄童的“别泪多于雨”一句而来,季弟的和章写得荡气回肠,直入词人心扉。其中有分别的泪水,有肺腑“四十秋”的情深,有西出阳关的凄凉,有处处思兄的伤心。如此离歌,难怪词人不忍再听。词人与从弟分别却这般凄怆,毫无男子的爽朗、豪迈是时代给他们内心划下的伤痕。身逢乱世,太多坎坷,他们所有的不满、所有的怨怼都无可排遣,只有两兄弟心有灵犀,倾吐高山流水之音,任世事变迁,有兄弟的鼓励安慰就是仅剩的温存。而现在连这亲情之梦部归于破碎,心中所剩的也只有伤感悲愤了。从此以往,他们只能独自承担生活的压抑,怨受着时间无情的流逝。“又何况,春将自。”再次给这凄楚的氛围平添伤感的色彩。
下片承春自而抒离愁。”愁共落花多”一语双关,既是分离的忧愁,又是人生的困顿。无论哪般,都已是郁结绵长,比落红还要多几分。“人逐征鸿去”,在孤单中渐行渐远,唯余词人一人承受着悲凉,生发“君向潇湘我向秦,后会知何处”的感喟。这句化用了唐代诗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的“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句,“潇湘”在南方,而秦属北地。这犹言兄弟南北分离,天地相隔,再相会不知其期。全词在低婉徘徊中收笔,其中浓浓的愁思依旧飘摇不断。
这首词不同于一般送别词之写景抒情,而以情带景,景物全是由离愁引出,又为离愁所包容。词人以浑厚的笔力将手足之情和分离之谊刻画得深沉、浓重,其字里行间也镌刻上时代的痕迹。既是送别的离曲,也是乱世的挽歌。全词抒情真率深切,笔力也清劲挺拔,语言质朴,格凋幽婉。
本诗首联写文山祠的悲凉景象,为全诗的情调打下了基础;颔联概括文天祥一生的悲剧,颂扬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颈联连用子规、燕月、精卫和浙江潮来隐喻文天祥被害后,人们的沉痛哀思;尾联用岳飞比文天祥,以英雄遗恨长存作结。全诗歌颂文天祥坚贞不屈的精神,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用典精当,词句凝练,格调沉郁,情感深切。
首联先写文山祠内庄严肃穆的气氛。红色的帷帐映着灯火,摇晃在寒风里,这景色让诗人想象文天祥当年在风雨飘摇中孤军奋战的历史场面,显示文天祥的爱国精神远远没有消失。这里用了对比的手法,虚实相衬,从而表现出文天祥不屈的英灵,也暗含了对文天祥死难的痛悼与钦敬。这一联,讴歌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并把“英灵迥未消”五字作为全诗的纲领,以下皆由此而生发。
颔联用洗炼的笔墨,概括了文天祥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乾坤浩荡身难寄”,南宋灭亡,国家不存,文天祥避敌追捕,然而乾坤浩荡,无处寄孤臣义士之躯。“道路间关梦且遥”,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被押往元都燕京,这句写押解途中情景。文天祥抗元不果,忠义难寄,诗人用十四字描述文天祥九死一生,百折不挠的经历,暗含诗人对文天祥浩然正气的赞赏。
颈联连用数典进一步地深化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上句写实,诗人来到燕京,凭吊文丞相祠,耳边传来“子规”在月下的悲啼声,如哀如怨,顿生对文天样的怀念之情,表达了崇敬之意。下句以“精卫填海”的故事,说明“填海”是不可为之事,精卫决心要填,寓意文天祥抗元的决心。就当时大势看,抗元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而文天祥忠于宋朝,正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去实现抗元之志;又以钱塘江怒潮,喻其坚贞不屈的精神,赞美了文天样忠义爱国思想。诗人在这里巧用数典,使“英灵迥未消”进一步具体化,对仗工稳,用典切题,语意悲壮,激扬正气。
尾联为了表现这种精神的感召力量,作了夸张性的描写。丞相祠前也有像岳坟那样枝皆南向的树木,表明树枝也受到丞相精神的感召,不肯向北方的敌人屈服。南面向阳,树枝容易发旺,这本是自然现象,诗人为了歌颂丞相爱国精神之伟大,因而产生这种联想。把“西湖树”和“丞相祠”联在一起,也是有意使南宋两位民族英雄有所关连,在发扬爱国精神方面,起到前后继承和相互辉映作用。诗至此而止,造成余响不息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歌颂了文天祥的英灵浩气长存天地之间,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诗从文山祠周围气氛落笔,颔联仅用十四字,高度概括文天祥的光辉业绩,用笔精练。颈链展开想象,句子富于主观色彩。尾联回到祠堂,用祠中之树遣枝向南描写文天祥魂魄不散,誓向南宋的一片忠诚。这首诗的写作特点,在于运用神话典故,作联想的浪漫手法,歌颂文天祥坚贞的爱国精神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全诗用典妥切,属对工整,精致细密。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首先从刻画祢衡落笔,写他的性格和悲惨的遭遇。曹操经营天下,显赫一时,而祢衡却视之为蚁类,这就突出地表现了祢衡傲岸的性格。黄祖是才短识浅之徒,他杀了祢衡,正说明他心胸狭隘不能容物,因而得到了恶名。
接着四句,举出祢衡的名作《鹦鹉赋》,极赞他的杰出才华。这样一个才华“超群英”的人,命运却如此之悲惨,令人极为痛惜。于是引出下面四句。诗人对祢衡的遭遇愤然不平,他把黄祖之流比作凶猛的恶鸟,而把祢衡比作孤凄的凤凰。祢衡被残杀使诗人哀伤不已,心中如五岳突起,不能得平。
继愤激之情而来的是无限的哀惋。最后四句,诗人为祢衡的才华不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寡识冒刑而哀伤。结句把兰蕙人格化,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兰蕙也为祢衡痛不欲生了。
诗中刻画人物十分精炼,抓住人物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突出了祢衡孤傲的性格和超人的才华。这两点是祢衡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正是李白所引为同调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黄祖之流比作“鸷鹗”,对凶残的权势者表示强烈的憎恨;把祢衡誉为“孤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而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