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头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头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头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
这首诗前二句歌颂郭子仪恢复山河的功绩,超过了马援。后两句正面描绘渲染汾阳旧宅今日之冷落荒凉。全诗通过描写郭氏旧宅凄凉衰败的景象,抒发了对郭子仪的怀念之情,同时感叹统治者对他的不公平待遇,寄意深婉,造境苍凉。
首句照应题面,写郭子仪旧宅门前山河依旧。次句再强调郭子仪恢复唐室之功勋。东汉马援,曾封伏波将军。诗人拿马援与郭子仪相比较,这不仅仅是因为“波”字与“河”字押韵,而且还因为二人的战功类似,即都是“破虏”,都是在平定少数民族叛乱的战争中建立了殊勋。所以,这种比较是很中肯的。但郭子仪的功勋远远超出马援之上,理应受到唐室的长久尊重,这就为后文描写唐室对功臣之薄作了有力的衬跌。
诗的后二句,描写郭子仪旧宅已经冷落荒废。末二句写郭子仪故居荒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又据张籍诗,汾阳旧宅位于“古槐深巷”,所以结句写的“古槐疏冷”也是符合生活真实的。诗人在反映这一真实的生活现象时,没停留在复述事实上,而是注意了溶情于景,作了艺术渲染。昔日的歌舞地,不见人群车马,只见草木,巳显示其冷落,而且树木也稀疏得不能蔽日,所以这里的夕阳光辉特别多,这就更加衬托出了故宅的荒凉。
这首诗的描写对象是汾阳旧宅,但它的意旨没有停留在咏怀陈迹上,它还具有讽刺朝廷对功臣冷薄寡思的言外之意。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主要在于它继承和发扬了盛唐中唐咏怀古迹的诗歌传统,善于把历史事实与眼前景象融合成为意境。在这首诗里,诗人把郭子仪恢复唐室山河的史实与眼前所见古槐夕阳景象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境界,这个意境既有历史内容,又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