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凄婉温润的笔调，抒发伤春情怀的同时，流露出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深切慨叹和惋惜，深微幽隐。
起笔“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写的是：小草上的烟霭迷蒙，花蕊上的露珠微颤。这两句表面看来都是写外的景象，但内含的却是极锐敏的感受。“愁”字和“怯”二字，表现了作者极细腻的情思，且与细密的对偶形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那细草烟霭之中仿佛是一种忧愁的神态，那幽花露水之中仿佛有一种战惊的感觉。用“愁”来表达烟霭中的感受，用“怯”来描写花晨露中的感受，表面上说的是花和草的心情，实际上是通过草与花的人格化，来表明人的心情。
“凭栏总是销魂处”，收束前两个四字短句，“细草愁烟，幽花怯露”正是愁人靠栏干上所见到的景物。词人只因草上的丝丝烟霭，花上的点点露珠，就“消魂”，足见他情意之幽微深婉。“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为上片结拍。前面由写景转而写人，这两句则是以环境的衬托，进一步写人。“静无人”是别无他人，唯有一个凭栏消魂的词人。“日高深院”之静，衬托着人的寂寥。“海燕双飞”反衬出人的孤独。“时时海燕双飞去”意为：海燕是双双飞去了，却给孤独的人留下了一缕绵绵无尽的情思。
过片“带缓罗衣，香残蕙炷”，由上片的室外转向室内，仍写人。这里的“带缓罗衣”，以衣服宽大写人的消瘦，暗示着离别之苦。“香残蕙炷”之“蕙”是蕙香，一种以蕙草为香料制成的熏香，古代女子室内常用。“残”即一段段烧残。“香残蕙炷”写室内点的蕙香，一段段烧成残灰，又暗示着室内之人心绪的黯淡。以香炉里烧成一段一段的篆字形熏香的残灰，比拟自己内心千回百转的愁肠已然断尽，比拟自己情绪的冷落哀伤，也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但作者这里只是客观地写出“带缓罗衣，香残蕙炷”，更见其含蓄。唯其不直说出来，才不会受个别情事的局限，才能给人无限深远的想象与联想。
接着“天长不禁迢迢路”一句为上二句作结，两个对偶的双式短句紧接一个长句，严密而完整。“不禁”是不能阻拦。“天长”与“迢迢路”，结合得很好，天长路远，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阻拦的。“不禁”二字，传达出一种凡事都无法挽回的哀伤，紧接“带缓罗衣”的思念与“香残蕙炷”的销磨之后，更增加了对于已失落者的无可奈何。结句“垂杨只能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以感叹的口吻出之：杨柳柔条随风摆动，婀娜多姿，这多情、缠绵的垂柳，不过是那里牵惹春风罢了，它哪一根柔条能把那要走的人留住？哪一根柔条又能把那消逝的美好往事挽回？这两句中寄托有极深远的一片怀思怅惘之情，象征着对整个人生的的深刻感悟。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该词仿照《楚辞·招魂》，用“些”字做韵脚，来题写他的新居——瓢泉，读来十分新颖，别有一番悠远飘忽的音调之美。该词上阕是劝说瓢泉不要流出山外到大海去。词人对尘世的污浊、险恶、横暴，作了一番厌恶的描述，告诫泉水不要与之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下阕是诱导瓢泉留在山中，与自己做伴。全词借泉抒怀，寓情于泉，结构紧凑，表达了作者清高自守，绝不与恶浊社会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
上阕起笔二句，从视、听觉来写，表达了作者对泉水的欣赏、赞美之情。“清佩琼瑶”是以玉佩声形容泉水的优美声响；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也曾写道：“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镜秋毫”是可以照见的秋生羽毛之末来形容泉水的明净。这两句给瓢泉以定性的评价，表明了山泉能保持其可爱的本色，以下通过泉水所处的三种不同状态，来反映作者对泉水命运的设想、担忧及警告。这些刻画，正好用以反衬起笔二句，突出“出山泉水浊”之意。
首先劝阻泉水不要出山（去此）去流昏涨腻，生长蓬蒿。“流昏涨腻”取意于杜牧《阿房宫赋》“谓流涨腻，弃脂水也”“虎豹”句，用《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和“此皆甘人”。虎豹以人为美食，渴了要饮泉水，它岂同于猿猱（之与人无害），不要为其所用。
“大而流江海”三句，反用《庄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对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的语意，谓水积而成大江海，可以视大舟如草叶而倾覆之，泉水不要去推波助澜，参预其事。这些都是设想泉水不能自守而主动混入恶浊之中，遭到损害而又害人的危险情况。以上几种描述，想象合理，恰符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
下阕作者自叙，贞洁自守，愤世嫉俗之意。路险山高，块然独处，说明作者对当前所处污浊险恶环境的认识。故小隐于此，长与瓢泉为友，以期求得下文所描写的“三乐”即“饮酒之乐”、“品茶之乐”、“安贫之乐”。词的上下阕恰好形成对比。前者由清泉指出有“三险”，后者则由“无聊”想到有“三乐”。其实“三乐”仍是愤世嫉俗的变相发泄。瓢泉甘洌，可酿松醪（松膏所酿之酒），写饮酒之乐，实寓借酒消愁；瓢泉澄澈，可煮龙凤茶，品茗闲居，却不被世用；最后写安贫之乐，古人既往，聊寻同调，则与“一箪食一瓢饮”颜回一样的便是同志。箪瓢之“瓢”与“瓢”泉之“瓢”恰同字，以此相关，契合无间。
总观全词，可以用刘辰翁对辛词的评语：“谗摈销，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来领略这首词的思想情调。瓢泉的闲居并未能使作者的心情平静下来，反而是郁积了满腔的愤怒。流露出的对官场混浊，世运衰颓的憎恶并不是衰婉之调，而是一种激昂之声。不可以视之为“流连光景，志业之终”。尽管词的上片阕似乎构成了不和谐的画面。（上去阕多激愤，下阕多欢乐），但贯通一气的还是愤懑，不同流合污，自守贞洁的浩然之气。这就是刘辰翁所说的“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寓悲愤于欢乐之中，益感其悲愤的沉重。“含泪的微笑”大概是最悲愤不过的了。
这首词是词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同于一般的以句子的最后一个字作韵脚的惯例，而是用《楚辞》语尾字“些”作后缀的尾字，又另用平声“萧、肴、豪”韵部的字作实际的韵脚，这就是所谓的长尾韵。这种格律声韵具有和谐回应的美，犹如是有两个韵脚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