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腻的描画晚晴景物，或许不算太难，但如果要在景物描写中融入诗人的独特感受与心境，特别是要不露痕迹的寓托某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使读者在思想上有所启示，这就需要诗人在思想境界和艺术功力上都“更上一层楼”。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首联是说，一个人深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夹城，春天已去，夏季清朗。
首联说自己居处幽僻，俯临夹城（城门外的曲城），时令正值清和的初夏。乍读似不涉题，上下两句也不相属，其实“俯夹城”的“深居”即是览眺晚晴的立足点，而清和的初夏又进而点明了晚晴的特定时令，不妨是说从时间、地点两方面把诗题具体化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颔联是说，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淹，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雨过天晴了。
初夏多雨，岭南更是这样（此时诗人在在桂林郑亚幕府供职）。久雨转晴，傍晚云开日霁，万物顿觉增彩生辉，人的精神也为之一爽。这种景象和感受，为一般人所习见、所共有。诗人的独特处，在于既不泛泛写晚晴的景象，也不作琐细的刻画，而是偏偏取生长在幽暗处不被人注意的小草，并进而写出他对晚晴别有会心的感受。久遭雨潦之苦的幽草，忽遇晚晴，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而平添生意。诗人触景兴感，忽然生出“天意怜幽草”的奇想。这就使这普通的小草无形中人格化了，给人以丰富的联想。诗人自己就有着类似的命运，故而很自然的从幽草身上发现了自己。这里托寓着诗人的身世之感。他在为目前的幸遇欣慰的同时不期然的流露出对往昔厄运的伤感，这就自然引出“人间重晩晴”，而且赋予“晚晴”以特殊的人生含义。晚晴美丽，然而短暂，然而诗人并不顾它的短暂，而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事物的感情，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颈联是说，登上高阁，凭栏远眺，天高地迥，夕阳冉冉的余晖透过窗棂。
颔联写得浑融概括，深有托寓，颈联则转而对晚晴作工致的描画。这样虚实疏密相间，诗便显得张弛有致，不平板，不单调。雨后晚晴，云收雾散，凭高览眺，视线更为遥远，所以说“并添高阁迥”（这高阁即诗人居住的楼阁）。这一句从侧面写晚晴，写景角度由内及外。夕阳的余晖流注在小窗上，带来一线光明。因为是晚景斜晖，光线显得微弱柔和，故说“微注”。尽管如此，这一脉余晖还是给人带来了喜悦和安慰。这一联通过对晚景的具体描绘，写出一片明朗欣喜的心境。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尾联是说，越鸟的窝巢已经被晒干，它们的体态也恢复轻盈了。
末联写飞鸟归巢，体态轻捷，这是登高远眺所见。宿鸟归飞，通常是触动旅人羁愁的，这里却成为喜晴情绪的烘托。这里写越鸟归巢，带有自况的意味。如果说“幽草”是诗人低微艰难身世的象征，那么，“越鸟”似乎是眼前托身有所、精神振作的诗人的化身。
这里要交代一下作者入桂幕前后的一些情况。李商隐自开成三年（838）入赘泾源节度使王茂元（被视为李党）以后，便陷入党争的狭谷，一直遭到牛党的忌恨和排挤。宣宗继位，牛党把持朝政，形势对他更加不利。他只得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郑亚对他比较信任，在幕中多少能感受一些人情的温暖；同时离开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得以暂时免受牛党的白眼，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正因为这样，诗中才有幽草幸遇晚晴、越鸟喜归干巢之感。
作为一首有寓托的诗，《晚晴》的写法更接近于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兴”，所以显得特别自然浑成，不着痕迹。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此词以浅近自然 、通俗流畅的语言和一波三折、寓意深长的笔法，借思妇捣衣的活动，抒写了思妇对征夫的无尽思念和她们内心巨大的孤寂，痛楚。
“斜月下，北风前。”词的开始两句是写景，侧重对环境的描写，“斜月”点时间，“北风”说气候。这时夜已很深了，月轮已经西斜，清冷的月光笼罩着大地，勾起了思妇对征人的思念。飒飒的北风，带来刺骨的寒意，催促着思妇要及早捣制寒衣。这两句自然凝炼，仅六个字，就勾勒出一幅凄凉黯淡的深夜景色画面。接着“万杵千砧捣欲穿”一句，写在这样的背景下，响起了思妇月下捣衣声，此起彼伏的砧杵声，急促沉重，厚厚的石板要被捣穿。“穿”字一语双关， 真实地表现了思妇捣衣思人、心碎肠断的凄楚。而这种以声传情的手法，不言情而情自见，从这震撼人心的杵声中，分明体会到思妇对征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其凄苦之情是不言而知的。月下捣衣，风送砧声这种境界，不仅思妇伤情，一般人也最易触动感情，因此也成为古典诗中常写的题材。庚信有“捣衣明月下，静夜秋风飘”；张若虚有“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李白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煜有“断续塞砧断续风，数声和月到帘栊”，都是描写这种情景，刻划这种境界，表现悲凉之情。
贺词虽似前人语中化出，但他落脚于刻划思妇形象，写她在风前月下捣衣，几乎把石板捣穿了，把心都捣碎了。写得比前人更为感人。
从写作构思上来讲，作者本可以拟想思妇的心理，细腻地代她们抒情。然而作者采取的却是描写她们捣衣的动作，从而折射出她们的心理状态。比起直接刻画心理活动来，这样同样深刻地表现了思妇们的痛苦与哀怨，而且更有一种如在眼前的决绝意味。
词的歇拍“不为捣衣勤不睡，破除今夜夜如年”，更是直接从思妇的内心世界，独辟蹊径地两相比较来写她相思的痛苦。因为相比之下，尽管在北风月下独自捣衣，本是够痛苦的了，但觉得那长夜不寐、寂寞无聊的痛苦滋味，就更加难熬难耐了，作者运用这样曲折的笔法，通过衬托对比，就更加突出了思妇难以言状的痛苦和对远方征人情意的深挚。
这首词继承了乐府诗、民间词的优良传统，清新流畅，含吐不露，意蕴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