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趣起，打趣自己，说只要清溪对岸有美酒，就可以招致自己这个难致的“幽人”前来。接韵以“更觉”的措辞，将自己与赵国兴暗中对照，以突出赵的“湖海豪气”。意谓因自己这样容易被招致，就更觉得赵这个有四方之志的湖海之士气度不凡、当卧百尺楼头了。“自叹”以下，直到结韵，全都是自我抒情。“自叹”一韵，伤惋自己年老才凋，作诗赋词，难以称意。上片末韵，明承起韵沽酒之辞，写自己得酒即醉、醉归于东风中的情态。暗接“不如人意”的句意，表达他欲因酒而排遣此愁的意思。有趣的是，这里写词人的醉态，不出以正笔，而以“松竹如醉”的曲笔来写，这就写透了他醉态朦胧的情态。而诗意正在“松竹如醉”的形容中。下片似写清醒时的思绪，其实是所谓“酒醉心灵”的思考产物。过片接上片末韵“东风”一词，写他对此春日美景若有所不足的遗憾感。此韵以“怎得”领起，表明所思所须实属不可得的用意。他所希望自己成为的，是庄周梦中那只栩栩然的物我浑一的蝴蝶，他希望作这一只蝴蝶，来纵情邀游于花丛间，把花底当成是整个的“人间世”即整个的世界。这就泄露了他希望忘世兼忘我的心意。而具有这种忘我兼忘世之想的人，显然是因为所承受的过于沉重痛苦之故，他在寻找着一个不可得的解脱。“记取”一韵，表明了他之所以想做庄周梦中的蝴蝶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暮春的江上，总是风狂雨骤，横暴的风雨从来不爱惜春天的美景，而要将它匆匆送走。“记取”一词，表明这种时光之忧，是他一直萦结在胸的旧伤痛。在“风雨”一句中，词人的悲凉、无奈之情可感。在这两韵里，花与春天的意象具有隐喻的色彩，它们隐指美好无憾的时光。同样，风雨也具有隐喻的色彩，它是作为破坏春天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是生命所不能把握的横暴力量的隐指。因为以上的隐喻色彩，所以尽管是写的自然春天的过程，也令词人产生了不能承受的“万斛愁”。这样无法称量的沉重愁恨，只有杯中酒才可以解除，因为它可以使人沉醉忘忧。而象征了富贵极盛的头上金貂，在此时光之优面前，则显得毫无意义———流逝的时光把金貂象征的富贵、把一切存在甩在自己的后面化为虚无。结韵关合全篇，以此词不过是一种《宾戏》的解释，把一切打空，用来回复赵知录。这样的结尾，固然表明了他的游戏态度，同时也更有深意。这深意就是，当词人反照自己的内心，发现了巨大的空虚和难以承受的痛苦时，他所去做的，不仅是以酒来沉醉忘情，更是要以排空一切的方式，来获得解脱。所以，这样的结尾，不是无聊的游戏，不是无意义的闲话，而是包容着一种压力和反压力的精神对抗的。
本词在章法上，打破上下片分段的词体常用格式，从上片第三韵就开始转为单纯写自己，是为变格；但变中有不变，如下片全为上片末韵引起，写自己春日归途上醉酒后的忧思与解脱。在表意上，全词似散而聚。所谓散，是指它头绪众多；既赞友人，又自叹衰老才枯；既写耽酒情状，又写耽酒的原因；既抒发好景不常的生命幽恨，又写忘世遣愁的心理需要。所谓聚，是指这么丰富的情意，曲曲折折地都可以用酒来收结：衰老才凋的闲愁可以用酒来打发，好景不常的生命大悲可以凭酒来遗忘，想做庄周梦中的那只蝴蝶而不可得的苦恼可以借酒来平息，乃至功名富贵终归无用的虚无之悲可以以酒来消除。
组诗中的第一首写门前春水上涨，诗人见到水鸟活跃景象时产生的独特感受。用民歌的通俗语调，不拘形式，随口说出。“二月六夜春水生”，明确指出该年二月初六日夜为春水生成之日，表明所写乃是纪实，更显得真切自然。“门前小滩浑欲平”，用简洁的白描手法状春汛之景：水势大，草堂前的江滩几乎全被淹没了。“浑欲平”，隐含着诗人内心的惊叹。春水上涨，最高兴的自然是水鸟，他们活动的天地增大了，眼前更明亮了。诗人看着鸬鹚、鸂鶒欢欣活跃的情景，不禁神与物会，恍若成为它们中间的一员，和它们同样欣悦。然而，诗人又正话反说，劝水鸟们不要独自得意，“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这是诗人表露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
组诗中的第二首是写一夜间，春水暴涨了两尺高，溪水猛涨之势让人无法抵挡。这场气势浩大的涨水数日不退，令人心生忧虑。杜甫作为一个关注现实的诗人，情绪也难以长时间地保持兴奋。当春汛泛滥，威胁到他的草堂时，欣愉之情便变成了担忧。
在南市渡口，有人在卖船，作者也想买一艘系在篱笆旁边。然而囊中羞涩，只能空自担忧。跌落到这样不如意的现实中，短暂的兴奋转瞬即逝，心情也愈发沉重，愁苦也更加深切。这两句诗以口语的形式入诗，清浅活泼，富有生活实感。
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寄住在永州城南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元和五年，搬迁至潇水西岸愚溪侧畔，并在此构筑家园，过着“甘终为永州民”的定居生活。当时，古城在潇水东岸，潇水以西的愚溪自然称为“郊”。在此“郊居”的五年时间，诗人写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郊居岁暮》就是其中一首，写于元和十年冬。
这首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怀。诗的首联和颔联，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作者还用极富岭南色彩的景物勾画了一幅岭南所特有的风情画。永州属古楚地，也被称为“南蛮之乡”。这里缺乏开发，民风淳朴。宗元所居之地，背倚山峦，面临溪水，乔榛遍野，“蝮虺”出没，与诗人任职京师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荣都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的颔联以“野”字极为精炼地概括出“郊居”之地的景物特色。山峦连绵、溪水淙淙是“野”，人烟稀少、南蛮风气是“野”，樵夫担柴、唱歌抒怀是“野”，烧榛种田、庭院空寂是“野”。在诗人的笔下，“野”味十足，“野”趣横生。诗人囚居永州已近十年，仿佛已读懂了背负的“山郭”，烧荒残留的余木，踏歌归来的樵夫，离群索居的自己。在这幅极富“野”味的画面中，不仅有冷峻峭拔的景物，还有热情淳厚的樵夫，更有空坐庭院的诗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诗、画共为一体，景、人、情浑然天成。
诗的后四句在前四句写景的基础上抒发诗人既悠然自得又感物伤怀的矛盾心绪。诗的颈联阐明了摆脱现实、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就这两句而言，前句是因，后句是果。既然贬居远地，远离世上的纷争，且近年关，又自然放开胸怀寄情于山水。但现实却使诗人不能回避，悠悠往事又忆上心头。其中苦味，常人很难明白。所以，诗人在尾联中抒发了自己想“为”却不能“为”，一切都成“今与昨”的忧怨感愤。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属柳宗元贬永末期的作品。这时的柳宗元，怨忧穷戚，失望至极，心中苦味无以倾诉，只有写作诗文抒发怨怒、愁苦的情怀。这首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表现了这种苦味：诗的前两句以“屏居”始、以“离索”终，囚居之苦跃然纸上；樵夫能悠然唱歌，轻松愉悦，而诗人却只能“默默”细想、苦苦思索，这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不能“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之苦得以尽情倾吐；年关已近，贬居近十年，自己已近“迟暮”，但“例召”却杳无音讯，空怀大志而不能施展之苦呼之欲出；背山面水，幽静怡人，本应怡然自得，而诗人却如负重荷，惊魂落魄，压抑之苦不言自明。
全诗围绕“野”字描摹物象，抒发了诗人“徒成今与昨”的忧愁感伤的情怀。诗人在描摹物象时强作欢颜，以为如此就可摆脱现实的烦忧，愈是这样，诗人就愈痛苦，诗中透出的苦味就越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