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起句突兀，写醉中闻鸡起舞，表示正值国家多事之秋，系心社稷，欲有所为。闻鸡起舞这个故事，后来成为英雄豪杰报国励志的范典。“醉来”二字，隐涵沉痛和忿激。当时金庭君昏政乱，皇族倾轧，国势日颓，大厦将倾，词人喝酒醉后，忧国的情绪冲破自我克制，表现出本能的狂放的冲动。一听到中夜鸡鸣，便立即起身，长袖舞剑，气概凌霄。词人此时心境，与当年横槊赋诗，以天下为己任的曹操一样，壮怀磊落，忧从中来，惊感时局危迫。《短歌行》首创于曹操。当时汉室危倾，天下大乱，百业凋敝，生民涂炭。曹操宴上酒酣，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慨当以慷，幽思难忘……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座者无不涕泣。这就是建安风骨的代表作《短歌行》，词人故说它“壮心惊”。这两句，也是对首句的串说，因为《短歌行》亦曹操醉中起舞所赋。作者在此强调人生短促、事业无成的忧忿。“西北神州，依旧一新亭”。金朝曾占有中国西北疆域，当时，“西北神州”为元人所占，故有此说。词人与金朝的有为志士，就象东晋诸名士一样，痛心国土沦丧，但欲救国而不能，只得聚会新亭，一洒忧国之泪。其中也含有词人当“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寓意。词人刘克庄亦有“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玉楼春》）的名句。“新亭”，在江苏省江宁县，东晋诸名士常于此饮宴，感国土沦丧，叹息流泪，而王导激愤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依旧一新亭”，语浅惰深，点破了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亦道出首句“醉舞”之隐衷。“三十六峰”以下三句，来了一个大跌宕，感情由悲壮低沉突变为高昂亢脊，形成一殷压抑不住的强大冲力，将全词情感高潮推向顶峰。嵩山为五岳之中，词人将之喻为倚天矗立的三十六柄犀利的宝剑。想象奇特，夸张形象。其间又运用宝剑精气上射牛斗的典故，说这三十六柄长剑，气象郁勃峥嵘，豪光紫气，上贯斗牛之间，这正是词人磊落胸怀和报国壮志的形象写照。上片八句，四处顿挫，抑扬郁勃，上凌九霄。
下片主要写老大无成，理想落空的悲慨。“古来豪侠数幽并”，承上启下。涵意有两层：一是说幽并多豪侠之士，但那已是往古的事，今之金廷却不多见；二是作者自谓，遗山乃并州人，他称自己尚存燕赵豪侠气概。《金史》称词人“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元德明传附元好问》），可见并非虚言。这是遗山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他的自信。“鬓星星，竟何成”承前句而发，言己虽乃幽并豪侠之士，但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忧愁催白了鬓发，不能为国立功，竟坐看西北国土沦亡。凄戚感伤和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他日封侯，编简为谁青？”是词人忿激之辞。意即，由于自己不在其位，报国无门，他日封侯，历史的编简定是为他人而青了这里，他借用杜甫《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其一）“封侯意疏阔，编简为谁青”陈句，与杜诗命意相同。遗山当时已三十三岁，尚未贵显，遂叹借此身已是封侯无望。最后，词人表示自己既然用世无望，便只好独善其身，隐居屏迹。元好问在此词末自注云：“钓坛见《严光传》”。可知其虽珠到过桐庐。却也是以严光自比。但是，词人的遁隐，不是政作飘逸萧散，而是出于沉痛的社会政治原因。“风浩浩，雨冥冥”便是将风雨如磐，天地迷冥这大自然为之悲泣堕褶的氛围，来作为环境渲染，强调词人隐逸的万不得已和十分忧愤悲伤。
上片歇拍“三十六峰长剑在，星斗气，郁峥蝾”，是词人内心深处的本质情感，所谓酒后吐真言是也。“一掬钓鱼坛上涸，风浩诰，雨冥冥”，是写词人迫于客观形势万不得已的抑情绪的物化。这两种不同的境界，一豪壮，一悲凉，它代表了词人精神面貌的两个方面。前者兴会飚举，豪气磅礴，志贯长虹，后者感慨怨悱，气象萧森，猿哀鹤唳。这种心理矛盾的尖锐冲突，造成词人深沉的痛楚，是此词基调。作为幽并豪侠，不能一展雄才，栖迟零落，世道的昏昧，亦可以想见。爱国的词人，焉能不面对钓台，悲泪滂沱。这首词豪壮郁勃，磊落直率，挟幽并之气，能代表遗山词的风格。
此诗写闲居时的生活。诗中生动地勾勒出村童们在刚放晴的傍晚种种嬉戏的情态，同时也写出了农村生活的情趣和农民朴实、知足的思想。
首联“雨余溪水掠堤平，闲看村童谢晚晴”，写足诗题中童戏和静观的含蕴。
颔联“竹马踉跄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则详写童戏的内容。这两句写出了村童游戏的原汁原味，若没有对乡居生活的沉潜体验，很难写出这样极富生活气息的语句。
颈联则宕开一笔由近及远，由实转虚，将时空的观照视角拉伸予以远观，读者眼前出现了另外一幅画面：村童农忙时节跟随父兄力田耦耕，在春种秋收中，体会稼穑的艰辛、人生的至理；冬闲时则入塾学习，粗通文墨。这样的生活方式正是刚刚经历宦场炎凉的诗人所欣羡的。
尾联联提及当时宋朝实景：农夫冬闲跟着村里的穷书生学习，但这只是学习极基础的东西，为的是在立契，作保时不被蒙骗。 。
这首诗是陆游免官闲居后的人生体验，是其厌恶官场倾轧、追求澄明心境的写照。不过，诗题中一“观”字，却无意识中流露了真实心态，“观”在这里乃静观、旁观之意，并非完全融入其中与村民浑然一体士大夫的特殊身份决定了陆游可以唯美的眼光透视田园生活，却不一定真能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