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赞语。
正文部分又可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自开头至“因以为号焉”，交代“五柳先生”号的由来，开篇点题。“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五柳先生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五柳先生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他看中五柳树的原因也许五柳先生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五柳先生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五柳先生的性格。
第二节自“闲静少言” 至“欣然忘食”，写五柳先生的禀性志趣。接着写五柳先生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五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五柳先生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五柳先生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五柳先生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五柳先生没有志趣。但这一节主要是写其“好读书”而善读书。但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与五柳先生的“不慕荣利”有关。五柳先生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表明了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三节自“性嗜酒”至“不吝情去留”，写“五柳先生”的饮酒嗜好。作者强调他的嗜酒是出于天性，而非门阀之士的放荡纵酒，自我麻醉。但嗜酒与家贫又是矛盾的，他不慕荣利，不能摆脱贫困，便“不能常得”到酒。这说明他不因嗜酒而失节。至于亲友请他吃酒，他却毫无拘束，一去即饮，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与认真，并没有当时所谓名士的虚伪与矫情。饮酒是他在那种时代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四节自“环堵萧然”至“以此自终”，写“五柳先生”的安贫与著文。他虽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却安然自得。这正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而“常著文章自娱”，不入尘网，则是他读书“每有会意”的结果。并且，“忘怀得失”又是他“不慕荣利”的性格使然。这些既与前文相照应，又收束了全篇。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陶渊明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既表达了他对上古社会淳朴风尚的向往之情，又说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理想的隐士。同时也是对世风日下的黑暗现实的针砭与嘲讽。
候鸟迁徙的习惯，自古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为了生存和发展，大雁每年冬天都要从北飞到南，春天又从南飞到北。代代如此，毫无变更。这种因历史文化地理因素产生的生态平衡现象，一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题材。李白的这首《鸣雁行》就是借写胡雁迁徙的艰辛，抒发对“暗箭”的畏恐心理。
“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开头三句写北雁辞别故乡南来。雁鸣中天，划空而过，似乎是为了逃离某种灾难或留恋故乡而悲鸣，它们从燕山一带南下，一直不曾停留。雁鸣声在历代诗人笔下往往带有凄厉的伤感色彩如谢灵运诗“嗷嗷云中雁，举翮自委羽。”“昨发委羽朝度关”一句写雁南徙的速度之快，显示大雁对季节变化的敏感，也写出人通过对候鸟的观察从而感受春秋代序。
据说雁在长途跋涉时为了防范人的弋射，便口衔芦苇，令箭不得截其翼，所以成群结队“一一衔芦枝”。《古今注》说，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飞，箭射不到，所以不怕被射杀。但是到南方后，气候的温润，物产丰饶，换过羽毛后便增加了体重，到了要回到北方时，体肥不能高飞，怕被人捕获，经常口衔芦苇数寸，以防被射中。“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接翼往复还”，两句概括了南来北往的雁阵的这一特殊求生现象。虽然这体现出雁群防御的本能，但是这种防范措施在捕射者看来的确微不足道。这就更显出大雁被射杀的命运不可避免，以及诗人的担忧。
接写南飞的大雁寄居之处：“客居烟波寄湘吴。”江南地区以湘、吴最为平沃，潇湘洞庭又常作为江南鱼米之乡和古代诗词描绘诗人理想去处的代名词，因为那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而此处的“客居”又带有李白的生活经历。李白遭谗言，愤而离开玄宗，又因参加永王李璘的西征而被流放，许多忧愤无处申说，而在这种境地里，历尽艰辛的大雁的形象又分明寄寓了诗人的感情了。尽管是局部的寒冷气候，“凌霜触雪”也足以让这些南来之禽“毛体枯”了。“凌霜触雪”表明环境的严酷，大雁为了生存，需要觅食出行，但终因内外环境的险恶而需付出重大代价，还要经常处在一种担心被捕杀的害怕状态之中，所谓“畏逢矰缴惊相呼”。这句大意说，大雁经常互相以鸣叫声来招呼同伴，好象这种方法可以躲过被射杀的厄运似的，但实际上却是完全不由自主。一“惊”字，生动地写出大雁惶惑恐惧之情状。
诗人设想，在这种情形中，只要听到有弓弦的声音，大雁便会从空坠落。“闻弦虚坠良可吁”，是说这种境遇的危险，生命的毫无保障，是多么的可悲可叹。因此诗人愤而责问：“君更弹射何为乎？”或许它们还在充当信使，为远方的人们传递信息哩，为什么要对这种毫不妨碍人类生存的义禽动杀机？这里流露出诗人的不平和愤激。
鲍照的《鸣雁行》叹雁之辛苦霜雪，为了在自然环境中竞争生存而付出重大代价，李白则在本诗中感叹雁之无辜遭弹射；增加了人为的险恶环境。不难看出，写雁的遭遇正是为自己的逢难寓感。这一用意，明代的胡震亨早已指出。明代文徵明有《鹧鸪天·秋雁》词，其中“江湖满地皆矰缴，何处西风有稻梁。”也是借大雁随时都有罹难的危险，表达封建社会文人的忧患心态，可以看出受李白的影响。或者说封建社会的文人就如雪中雁，随时都有遭射杀的危险，所以鸿雁传书的义举、迁徙的悲鸣与艰辛等情形就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结合自己的遭遇写出的观感就更真切感人。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杨万里的《新柳》一诗描摹细腻，韵味清新，妙手天成，生面别开，颇能代表其“诚斋体”的诗风。
诗人漫步赏柳，由远而近，视线也由上而下，从岸上柳条，写到水中柳景。作者出人意料地只用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引”字，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仅照应了前面的“百尺”一词，又描绘出一幅柳条和水中柳影相连相映优美而有动感的图画，富有情趣，表现了作者对新春的喜爱之情。（早春时节是浅黄的柳条，暮春时节柳条是深青的，这里还采用象征的手法）“引”呼应篇首，说明柳条之所以能达“百尺”之长，因水中柳影把“引伸”之故。“引”字描绘出微风吹动，柳枝轻扬，水上水下连成一片的优美画面，把柳影即把新柳，把整个画面都写活了。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活泼、新颖、意趣和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深情，正是其冲破江西诗派冷僻生涩的藩篱而表现的特色—“诚斋体”的特色。
这首小诗画面清新，节奏明快，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仿佛沐浴着融融的阳光，吹拂着和煦的春风。字字句句无不流露着诗人爱惜新柳，热爱春天，热爱生活的深情。
“柳条百尺拂银塘”。作品开篇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初春时节柳树池塘两情依依的整体画面。“百尺”写了柳的婀娜与茂盛，“拂”写出了柳的轻揉，像手少女的纤纤玉手轻拂着银光闪耀的池塘。如此一来，一幅清新、煦暖、鲜亮、灵动的春树春水图画就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且莫深青只浅黄”。在这一句里，诗人以浓重的笔墨写柳叶的颜色。“且莫”即“切莫”，有“千万不要”的意思，但在这里应该理解为“一点儿都没有”，就是“一点儿深清的绿色都没有”；“只”限制了柳叶颜色的单一和纯粹，没有其他颜色，只有鹅黄嫩绿，“且莫”和“只”这两个限制性的词语不但传神有效地写出了初春时节柳树的特点，同时还流露了诗人爱惜新柳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