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不到三百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而且极具文采。文章的开头两句，就点出黄鹤楼所在的地方，在武昌城西南角，使人一开始就对黄鹤楼有了明确的印象。“图经”以下五句，阐明黄鹤楼取名的由来。据《图经》载，黄鹤楼是因费祎登仙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处休息，于是定名的。后两句更旁征博弓卜提出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和南朝梁代任昉的《述异记》都记载了关于黄鹤的故事，以证明事实不虚，以增强黄鹤楼命名由来的说服力。仙人乘鹤，本属虚无，而作者却以无作有。这样就给这座楼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之所以采用神话传说，是为了突出这座楼不同寻常之处，它曾是神仙到过的地方，这样写也是为本文主旨服务，为下文伏笔。接下来几句写楼的外貌：“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一组对偶，刻画楼的整体形象。句中的“耸”和“高”、“巍峨”和“巃嵸”都是高的意思，重叠使用，铺陈楼的高大。“上倚河汉”写楼的顶端，用夸张的手法，极言其高：“下临江流”写楼的底部，进一步交代楼的地理位置，写出楼在江边，“重檐翼馆，四闼霞敞”这一组对偶句是对楼的建筑结构的具体描写。至此，作者对楼的外貌刻画，气势雄伟。“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一组对偶句写登楼的感触，正因为黄鹤楼高入云天，又临大江，所以登楼可以远眺周围城市乡村，弯下腰可以拍击萦绕大楼的云气和烟雾。一个“坐”字，说明无意观景而周围景物尽收眼底“俯拍”二字，构思别致，而“云烟”既能“俯拍”，其身在高处可知：这两句虽未直言楼高，而一座直凌霄汉的高楼已历历如绘，登黄鹤楼如临仙境，于是作者发出“亦荆吴形胜之最也”的感叹。“荆吴形胜之最”这一句，是对楼的重要性作了扼要而有分量的概括。
以上几句对黄鹤楼景物的描写，有上有下，有远有近，有内有外，也有实有虚，行文变化多端，情趣盎然。作者对黄鹤楼的形态己经刻画尽致了，本可以收住，但他意犹未尽，为了确立这座名楼的特殊地位，他又列出“荆吴”以外的东阳的八咏楼和乡的老子祠来作陪衬，说明黄鹤楼能够代替这些楼观以“赏观时物”，“会集灵仙”，突出黄鹤楼的驾在价值。
第二段，作者在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促成者穆宁的本兼各职和籍里之后，接着“下车”二句是颂扬他的政绩，虽是谀词，但乃行文必不可免。以下“道迄”四句，指出黄鹤楼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公余游览或举行宴会的好所在。其中“透迄退公”句与隔句“游必于是”相照应，“登车送远”句又照应隔句“宴必于是”（《文苑英华》本无此四字）。紧接“极长川”两句，是以穆宁的身分远望河山，触景生情，不免追念东汉末年因见王室衰微，登楼兴感而作《登楼赋》的王架；又因穆宁身在黄鹤楼，就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曾在黄鹤楼上见到仙人驾鹤而至，进而宾主畅叙的荀叔伟。这两句是交代穆刺史兴感之曲，因而才有嘱咐阎泊理撰写这篇《黄鹤楼记》付刻碑石的行动，顺理成章，组合严密。这里，作者对穆宁思想活动的刻画也是真实的。穆宁作为一个高级地方长官和封建文人，在特定环境里有那么一些想法，是符合人物性格的。而后面四句发出有如当年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感叹，也就更合乎情理了。
这篇《黄鹤楼记》文章虽短，却取材得当，层次分明，用精练的语言高度概括，把黄鹤楼的概况包揽无遗，其中有掌故，有景物，有事实，有议论，也有感慨。用这么短的篇幅包括丰富的内容，不失为一篇情辞并茂的好文章。
这首诗反映了北宋田家生活的痛苦。1040年（康定元年）六月，为了防御西夏，宋仁宗匆匆忙忙地下诏征集乡兵，加强戒备。而官吏们借此胡作非为，致使人民未遭外患，先遇内殃，上下愁怨，情景凄惨。田家的语言，浅显通俗，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饱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诗的构思和立意，都直接继承了杜甫的“三吏”、“三别”，焕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开头四句是说，谁讲田家快乐呢？春天的租税，到秋天还未能交足。地保、里长敲打我家的门，正没早没晚地催迫交税呢。这四句写租税的繁重，田家感叹春税到秋都未能交完，而催促又急，痛苦可知。次四句写在水灾、蝗灾的侵袭下，秋收难有指望。盛夏五、六月，内涝成灾，白水比住房还高，豆类、谷类都受到严重的灾害。作者此时在河南襄城县做县令，这里靠近许昌，池临汝河。河水涨时，河岸里面即就形成内涝；河中之水常常高过堤岸下的人家居屋。这四句写灾祸频仍，因而田家处境更加悲惨。接着“前月诏书来”以下八句，是诉说除了租税剥夺和天灾威胁之外，兵役又带来严重的灾难。就在1040年夏天，西夏攻宋，朝廷增置河北、河东、京东西诸路弓手，襄城地处京西路，之前朝廷诏书下来登记人口，三丁抽一壮丁（“三丁籍一壮”，即指三丁抽一），强迫人民操持弓箭。当时州里又下了公文，严紧地催迫，老吏拿着鞭子和敲朴，到乡下来搜索，连老年和幼年，也都在抽兵之列。幸免于役的，只有跛子和瞎子。这八句写官吏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抽丁太滥，造成田家都无壮丁在室，情况倍加凄惨。
下面“田闾敢怨嗟”以后八句，写在兵役、租税、水灾等灾难的煎逼下，田家生活艰难，欲诉无门，走投无路。诗中先写：面临重重追迫，田家哪敢怨嗟，只有父子相持悲哭。种田地哪还再有指望，为了买下弓箭，只好把牛犊卖掉。次写淫雨不止，天意愁怨，锅子里、罐子里连稀粥都装不上了。瞎子和跛子都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死亡只在早晚之间了。这八句总写人祸、天灾给田家带来的苦难。以上各节，全是田家自诉之语。是诗的第一部分。
结尾四句，是作者听了田家语所兴的感慨。也是诗的第二部分。“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作者是地方官，听完田家悲酸的诉说，感到内心的惭愧。他自己身为县令，徒然受到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官俸的供养，却不能为人民解除忧患，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好吟诵《归去来辞》，学陶渊明弃官归田，回到深山幽谷，砍伐薪柴，自食其力。全诗朴质无华，感情深厚。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者为诗，正是继承了这样的光辉传统。作者论诗以平淡自励，力挽北宋初期西昆体所形成的华而不实的诗风，对于转移诗坛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诗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作者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和韦诗同样感人。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闽童被掠为奴的经过，第二部分透过这一生活现象，揭示出奴隶们的满腔怨愤，第三部分用细腻的笔触描写父子离别时痛不欲生的情景。
第一部分的前三句交代了这种野蛮风俗盛行的地区（闽方）、戕害闽地儿童的凶手（闽吏）以及戕害儿童的方式（绝其阳），极其简练。然后叙述奴隶的痛苦生活。诗人没有列举具体生活事例，而只是并列摆出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奴隶为主人“致金满屋”，本应受到较好的待遇，然而却被视如草木，受到非人待遇。金，极言其贵；草木，极言其贱。一贵与一贱，两相比照，揭露奴隶所受待遇的不合理，写出了奴隶生活的不堪忍受。
第二部分，诗人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奴隶们的满腔怨愤：“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悲惨的身世，痛苦的生活，使他们的怨愤非常之深，以致连封建社会里视若神圣的“天道”和“神道”，都被他们诅咒起来──都是上天和神灵无知，才造成如此不公平的世道！这里“彼”“我”对举，形象地揭示出对立的阶级关系──奴隶主们之所以能够大享其福，正是建筑在奴隶遭受荼毒的基础上的。这四句心理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奴隶们的思想感情。
第三部分，诗人抽出一个具体场景，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囝被掠为奴，同郎罢分别时父子痛不欲生的情景。诗人把囝同郎罢的心理对照来写，笔墨摇曳多姿，错落有致。写郎罢，处处从他违反常情的心理着笔。在封建社会，人们都希望人丁兴旺，又由于重男轻女的习惯，尤其希望生男孩。可是这位做父亲的却后悔不该生男孩，生下后更不该养育他。这看来很“反常”。然而，正是从种“反常”中，才表现了他的断肠悲痛和对孩子的深爱。“人劝不举”一语更进一步说明，受这种野蛮风俗之害的，绝不是一家一户的个别现象，闽地人民受害之惨，受害之广，使人人都心怀恐惧。写囝，则是着力刻画他对郎罢的依恋，完全是小孩子的心理。这种对照的心理描写，生动细致地刻画出父子相依、不忍分离的骨肉亲情。而造成生离死别、痛不欲生的，却正是那些掠卖儿童的人。所以，这种描写既是对苦难人民的深厚同情，也是对残民害物者的愤怒控诉。
诗人在这首诗的小序中说：“哀闽也”。对闽地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却通篇不发一句议论，而是用白描的手法，把血淋淋的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事实来说话，产生了雄辩的力量，因而比简单的说教内涵更丰富。诗人继承《诗经》的讽谕精神，形式上也有意仿效诗经，取首句的第一个字为题，采用四言体，并且大胆采用了闽地方言如“囝”“郎罢”入诗，使诗歌在古朴之中流露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