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描绘了西湖清波门附近的美景。
上片首句“清波门外拥轻衣”,写作者受风的衣裾,膨松松地拥簇着自己往前走,衣服也象减去了许多分量似的。一个“拥”字下得极工炼,与“轻衣”的搭配又极熨贴。一种清风动袂、衣带飘然的风致,就这样被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了。写罢湖上的和风,接着写柳絮。古代杨柳飞絮是暮春的使者。随风飘荡的杨花陪伴着自己走上寺门的归路。“相送飞”三字将一种殷勤护持的情意传达出来了。“西湖”句由景物描写折到时令,笔意一转,带出下文。“水树乱莺啼”五字重涂浓沫,俨然一幅江南春色图画。丘迟《与陈伯之书》所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佳丽景色,并于此五字中见之。特别是这个“乱”字下得很有力量。由此可以想见,一个缁衣白足的诗僧,徜徉湖边山脚的花径上,周围是缤纷的花雨,耳边是纷乱的莺声,组成一幅惬意的游春图景。词的上片,作者将春色之丽写得荡人心魂,美不胜收。
换头一起三句,点出寺宇阒寂、僧寮清幽的场景,而用一“归”字与前片关合,以实现这一场景的转换。曰“闲”,曰“小”,曰“初”,皆涉笔轻灵,雅称其题,仿佛把人带进一个红尘不到的世界。
结拍三句,进一步烘托寺中的环境,补足前意。作者抓住这钟声、篆香和月色,三个有时间特征的景物来加以刻画。结语悠然,有竟体空灵之妙。撞钟击鼓,为佛门旦暮必行的功课。卢纶“孤村树色昏残雨,远寺钟声带夕阳”(《出关言别》),杜牧“夜深月色当禅处,斋后钟声到讲时”(《赠惟真上人》),都是描写晚钟的名句。仲殊即景写来,亦实亦虚,尤有远韵。接着又拈出“篆香才点”与之作偶,更觉笔有余妍。用“篆”定形容回旋上升的烟缕,真是工致入微了。以晚钟之远韵匹篆香之烟痕,是声与色、与大小之对比,又都取景眼前,真如天设地造一般。“月到门时”,本是归时实景,用钟声、篆香之后,便觉充满禅机和妙不可言。
此词为人作者人格、性情的真实流露;词中的物象,是这位诗僧的心灵折光。
这首词先描写了柳的风姿美态,再写其得宠于一时,颇为风光的情形。全篇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渲染了御沟柳得意神情。明是咏写御沟柳沐浴皇恩,成为帝王生活的点缀,实则却是讽刺那些小人得志者或一些得宠之人。
御沟之柳,描写如人,如婀娜轻柔的女子。作者抓住其“栽培得地”来写,因柳近皇宫,所以说它“占春多”。写柳树的影映水时作者用笔很细,着色很新,细细的柳丝影映水中,好像轻丝细罗织成,染得水波一片淡黄。当然,光有美丽还不够,还得要皇帝宠爱才好。下片写柳的媚态,写柳近皇宫,得福得吉祥得天独厚。
此词赋咏御沟柳沐浴皇恩,成为宫廷升平生活的点缀,其实蕴含着词人自己的仕进之想。由于供奉内廷的身份,毛文锡的词作经常流露出贵族享乐的情趣。这首词带有鲜明的皇家气派,宣扬“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栽培得地近皇宫,瑞烟浓”,柳枝的依附高门,恰正是毛文锡人格精神的形象写照。
《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李白游秋浦时。
该诗描述的是李白在清溪江石上独自喝酒后的所思和所想。此诗前四句以入声韵写诗人携酒独上江祖石及石之悠古,后六句以上声韵写其愿效东汉严光(子尺)不受武帝征召而归钓富春江和友人权昭夷隐迹山中之高格,并从侧面映衬出清溪风光之美。
王琦谓“江”字下“似缺一祖字”。《一统志》:“江祖石在池州城南二十五里,有一石突然出水际,其高数丈,上有仙人迹,名曰江祖石。”
权昭夷:天水人,事迹不详。李白《独酌清溪江[祖]石上寄权昭夷》诗,约作于天宝十三载(754)。又《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诗,云:“顾侯达语默,权子识通蔽。”“权子”即“权侯”,当即权昭夷,与上诗为同时之作。又《金尺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云:“而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证知权十一即权昭夷。此序约天宝十四载(755)作于金尺。
江祖石:有今安徽池州市西南清溪河北岸,今属里山乡里山村。因“形似古渡江神”故名“江祖”。石面朝清溪,与万罗山隔溪峙立,背靠江祖山。李白《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有“我携一樽酒,独上江祖石”。《秋浦歌十七首》(其九)有“江祖一片石,青天扫画屏”。(其十一)有“逻人横鸟道,江祖出鱼梁”。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