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这是一首辛辣的讽刺诗。在此诗作者眼中，高克带领的部队，战马披甲，不可谓不雄壮；战车插矛，不可谓不威武。可是清邑的士兵却不是在为抵御敌人随时可能的入侵而认真备战，却在河上逍遥游逛，耍弄刀枪；身为将帅的高克也闲来无事，只是以练武来消磨时光而已。此诗讽刺的对象是高克，而最终深深斥责的是郑文公的昏庸。
至于为什么说讽刺的矛头最终是对准郑文公，古代有一位论者分析得很有道理：“人君擅一国之名宠，生杀予夺，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亦可也。乌可假以兵权，委诸竟上（边境），坐视其离散而莫之恤乎！《春秋》书曰：‘郑弃其师。’其责之深矣！”（朱熹《诗集传》引胡氏语）。总之，在抵御外敌之时，郑文公因讨厌高克反而派他带领清邑士兵去河边驻防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全诗共三章，写清邑士兵在黄河边上的彭地、消地、轴地驻防时的种种表现。表面上是在称颂他们，说他们的披甲战马如何强壮，奔驰起来又如何威风；战车上装饰着漂亮的矛，是如何的壮盛；军中的武士也好，主帅也好，武艺又是如何高强。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河上闲散游逛。每章的最后一句如画龙点睛，用“翱翔”、“逍遥”、“作好”等词来揭出本相，其讽刺的手法是较为含蓄的。从诗的章法上说，三个章节的结构和用词变化都不甚大，只有第三章与前两章不同处较多。作者采用反复咏叹的手法，以增强诗歌的气势和表现力，从而达到其讽刺的效果。
李白的这首《公无渡河》开篇就将巨笔伸向了苍茫辽远的往古——“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中以突兀惊呼之语，写它在霎那间冲决力量和气势的象征——横亘天地的昆仑山；随即挟着雷鸣般的“咆哮”，直撞“万里”之外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诗人只寥寥两笔，就在“昆仑”、“龙门”的震荡声中，展现了“西来”黄河的无限声威。“波滔天，尧咨嗟”！滔天巨浪吞噬了无数生民，茫茫荒古，顿时充斥了帝尧放勋的浩然叹息：因为诗中用的是三言短句，这叹息之音，听来便愈加激切。
于是，“大禹”出现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本可以激发诗人的许多奇思。但此节重在描述黄河，故诗中仅以“大禹理百川”四句带过，以表现桀骜狂暴的洪水在这位英雄脚下的驯服。 然而，在“杀湍堙洪水”的近景上，诗人添了几声大禹之子“儿啼”，“儿啼不归家”，寥寥五个字就使一位为公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风貌，由此跃然纸上。黄河的荒古之害从此驱除，但它的浪波在汹涌归道之际，却在两岸留下了“茫然风沙”！ 以上一节从荒古的河害，写到滔天洪水的平治。 不仅展现了黄河那西“决昆仑”、东“触龙门”的雄奇之境，更让读者从它 “波滔天”的历史危害中，领略了它所独具的狂暴肆虐之性。为下文作足了铺垫。 而今，那白发之叟，竟想“凭河”（涉水渡河）而渡，难道就不怕被它吞没？
诗之后一节，正以极大的困惑，向悲剧主人公发出了呼喊：“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这呼喊仿佛是“狂夫”之妻的陡然惊呼！因为诗人紧接狂夫“临流”之后，就急速推出了那位“旁人不惜妻止之”的深情妻子。于是，全诗的情景发生了惊人的突变：在轰然震荡的浪涛声中，诗人自身隐去了，眼前只留下了一位悲恸而歌的蓬发妇人：“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水边）。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诗中以夸张的笔墨，痛歌狂叟的溺死浪波，终于作了巨若“ 雪山”的鲸齿冤魂。这景象是恐怖的。何况又从“援箜篌而歌” 的狂夫之妻的恸哭声中写来，更觉有一种天旋地转、恻怛号泣之悲。那“公乎！公乎”的呼叫，声声震颤在读者耳边，实在令人不忍卒听。结尾诗人陡变双行体为单行，似乎被悲愤笼罩，无以复言，便掷笔而叹：“箜篌所悲竟不还！”全诗就这样结束了。黄河的裂岸涛浪却还在汹涌，“ 狂夫”之妻的恻怛号泣还压过浪波，在长天下回荡！
从诗中对黄河的描述看，它那狂暴肆虐、滔天害民之形，似乎颇有象征意味；至于“白齿若雪山”的“长鲸”，似乎更是另有所指。倘说它是对猖獗“河北”的安史之乱的隐喻（如《北上行》一诗，即以“奔鲸夹黄河”喻安禄山之乱军），那么“临流”“凭河”的“披发之叟”又喻指谁？或者这只是一首抒写《公无渡河》“本事”的悲歌，并无其它寄寓之情？ 可以肯定：古歌中“白首狂夫”的渡河故事，经过李白的再创造，带有了更强烈的悲剧色彩。那位“狂而痴”的披发之叟，似乎正苦苦地追求着什么。其中未尝没有诗人执着追求理想的影子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