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开头，点出季节“秋后”，接着选写了两个带有秋天特征的景象：“亭皋木叶稀”和“关塞雁南归”。“晓云”二句，用拟人化手法，描绘晓云散尽、宿雨来时山间之朝暮变化。一“瘦”字写出了山腰的线条，清晰又柔和；一“肥”字点出了秋雨后水面宽阔的情景。云去山瘦了，雨来水肥了，极有趣味。以上四句道出了自然界奇妙无穷的变化，用笔洗练，秤色俱佳。秋天，对于文人来说，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借秋景写凄冷之情是词人们的惯技，而这里则不然。词虽写秋风扫叶、大雁南飞，但不动声色、不露凄寒之感，在写法上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词人直接呈现秋后物态，差不多看不到词人把景物作为自己情绪的烘托，但词人闲适、宁静的心情，以及他对大自然的赞美，却可感人。其含意与王维《山居秋暝》“随意香芳歇，王孙自可留”相近。
过片抒怀，叹自己年迈，自愿过这种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已久。忘机，与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中“忘机”义相同。“沙鸥”一句化用了孟浩然“离家复水宿，相伴赖沙鸥”（《夜泊宣城界》）句，但形象更具体含蓄。沙鸥与人相对，本在画中才有可能，这里沙鸥见人不惊，说明人鸥相处已久。词人飘然一身，正像广阔天地间一只孤独的沙鸥。但词并无飘泊无依的感伤，相反宕开一层，写“柳溪父老”、“溪南旧钓矶”，转而急止。这一笔，回应“久忘机”，又让读者体昧到作者人世的机巧之心确已荡然无存，寄托的是淡泊而活远的情怀，写得超然。
这首词上下片乍看好象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是横云断岭，似断实连。上片四句秋景，已淡淡地暗示了词人的心迹，即；春天的芳华消歇了，秋景也佳，我自可留在山中。这种恬静执著的情怀，暗度下片，为下片定了基调，其内容也是“天梯石栈相钩连”的。下片的中心是“久忘机”。正因为山中有无穷的景致可供欣赏，在这儿，他可以得到灵魂的休息，可以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不媚世俗的人格，所以他人虽老，仍不改初衰，喜与沙鸥为伴，与“柳溪父老”为友，自甘恬淡一生。这里正是“金针暗度”手法的妙用。
这首诗前四句写杭州父老挡住道路，设盛宴送别的场面。后四句写诗人向杭州父老告别，送别者泪水潸然，告别者情意真挚。这首诗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通篇叙事，而又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
首联以“归”与“别”二字扣题，开篇表明这是一首离别诗。离别有千万种情境，当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是这样的画面：有“耆老”相送，有“壶浆”为饮；但这都还不够，作者更进一步，透过“遮归路”和“满别筵”的一“遮”一“满”，铺绘当时送别的盛况，展现出在他即将离开之时，乡民们的热情与不舍。也由此可以看出，白氏在任期间，定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
颔联是白氏自谦之语。“甘棠”之说化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甘棠》一诗之典故。在父老心中，白居易有如昔日棠树下那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然自居易却认为，自己为政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父老不应该他的离开而潸然泪下。此二句“无一树”的谦虚之言与“泪潸然”的感激不舍相对比，充满了情感上的张力。白氏越自谦自惭，越是令人体味到他与当地乡民之间难得的官民相惜之情。
颈联笔锋一转，从之前饱含深情的徐徐道来，陡然转入残酷的现实书写中。直白犀利地指出了中唐时期，在“税重”与“旱田”的双重压迫之下，处处是贫户、饥民的艰辛世道与凋敝境况。咏至第三联，虽只是简单的寥寥数字，却使得诗作的境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之前徐缓的个人情感，进入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之中。看似不带感情的白描之笔，却蕴藏着对统治阶层盘剥民众的谴责，及对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之下的底层劳苦大众的怜悯同情。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极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自居易虽身为官员，办法却是有限。尾联起始的“唯”字，便道出了这样的无奈。事实上，对杭州刺史白居易而言，人为之祸难凭一己之力改变，但在天灾的预防上，他却对此尽了极大的力量。尾联所书之“湖水”指的是钱塘湖。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于钱塘湖修筑堤坝，疏浚六井，预防旱涝之灾。诗末二句所言即为此事。白氏在任期间所做的水利工事影响深远，而且其所作为不止于此，是以这一抒发无奈的“唯”字，亦包含着谦虚之意。
在将个人情感陡转为书写现实之后，白居易又以个人之作为及意愿平稳收尾。此间一张一合，在看似直言无奇的跌宕中，留下令人品味的余韵。亦有着人将远去，而心意长存之况味。
全诗记事抒情与历史价值兼具。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以直白如话的词句，生动地将一幅幅画面铺展开来。通篇叙事，而又不着痕迹地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初感平淡，细品却可察觉出词句间时徐时疾的张合之力。言辞谦虚，却又能在叙述间看出作者不曾歇止的爱民恤民之心和乡民对这位好官的爱戴与难舍。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此诗首联“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说诗人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时间，其中一年还是在梓州（四川三台）度过的。颔联“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意思是说：当前到处兵荒马乱，关山交通阻塞，我为什么反要远赴潇湘作客呢？这是以设问的语气表达难言的隐衷，是问自己，也是问一切关心他的亲友。言下之意是自己是知道时局如此纷乱不宜远行的，表隐衷而出以设问，无奈与愤激之情自见。在严武当政时期，为了照顾诗人贫困生活，曾表荐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诗人性忠直难被群僚所容，时受讥讽，因此不久坚决辞职归草堂。严武在世时尚且如此，此时他人亡职歇，更待不下去了。暗示此去原非本意乃是迫不得已。诗人前往，因为那边有可以投靠的亲友故旧，如舅父崔伟，朋友韦之晋、裴虬等人。
颈联说：回顾平生万事，一无所成，可头上发丝已由白转黄，表明身衰体弱之极；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难测，只能以抱病残生像江上白鸥一样到处飘泊了。这是在去意已决之后，抚今追昔的感慨，“去蜀”之举更显其悲。困苦生涯，莫此为甚，不能不悲愤交集，“黄发”、“白鸥”联成对仗，表示行廉志洁如故，决不肯为穷困改节。由此结出尾联的反语。尾联说：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表面是在负气说话自我解脱，其实是位卑忧国的肺腑之言。明知这班肉食鄙夫只会以权谋私，承担不起国家顶梁柱的重任，而自己“致君尧舜”的理想久遭扼杀，国之将覆，不能不悲。寄忠诚忧国之思于愤激言辞之内，感人的力度更见强烈。清人蒋士铨有诗赞杜甫云：“独向乱离忧社稷，直将歌哭老风尘。”（《南池杜少陵祠堂》）指的正是这位诗圣的高尚情操。
这首四十个字的短小五言律诗，总结了诗人在蜀五年多的全部生活，笔调堪称恢宏寥阔。而此诗尾联用激切语言所寄托的深于忧患不忘国难的赤诚丹心，更是一篇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