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以重帘层楼里的思妇伤春伤别甚于作病的春愁，表达了作者深受后周胁迫、处境艰难、语多讳忌的深刻痛苦。词从女主人公早晨起来，懒于妆扮着笔，到她惆怅之情如风里落花一样，再追忆往欢不可再得，最后以春愁重压为结。她面对妆镜，无心打扮，风里落花，飘无所依。
上片以“一钩初月”领起，描写少妇晨起对镜，然无心梳洗，鬓发不整，其情形与《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有相似之处，亦可知女为悦己者容是一个千年的理念。“重帘静，层楼迥”即写伤春人独处深闺之中，重重帘幕，高楼迢迢。这是由寂静和遥远的意境衬托人的寂寞和思念。“惆怅落花风不定”一句最佳，道出伤春人多少思绪。花落春去，美好在凋零。花犹如此，人何以堪。落了一地的不止是无凭的花，更有无依的心。这一如无法把握的身世，没有依靠的人生，有情之人不能不感伤和惆怅。此句意象美，意蕴深，将一位深闺女子面对春景而叹息青春、渴望珍惜却感慨无奈的心思微妙地传达出来，又不露刻画痕迹，充分显示了作者语言才能的高妙。
下片紧承风吹落花而将画面展开，视界变得开阔，似有一种心情的舒展。换头“柳堤芳草”“辘轳金井”写过去游乐的美好时光，犹记当时，与友朋携手于芳草香径之间。这些充满温馨的画面，而今却是“梦断”。“梦断”二字下得很冷，一种被夺走的恨意与无奈。写到这里，作者才揭示出楼中人郁闷的原因：原来是感伤离别。结尾点明心思：为销愁，昨夜也曾饮酒，然而夜深酒醒，四周沉寂清冷，春愁却是更深。“更阑酒醒”四个字被柳永演绎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一夜的相思终是落了个“为伊消得人憔悴”，“春愁”郁积于胸成为永远的悲哀与痛苦。“春愁过却病”是词之眼，春愁之甚甚于病，苦楚难忍。张爱玲的“长的是痛苦，短的才是一生”是对“春愁过却病”最好的注释。
这首词之所以为人称道，甚至被误认为是后主李煜词，或冯延巳词，乃至欧阳修词，是因为词中意象的妙用，渲染了思妇的春愁，使春愁力透纸背，也浸透了看客的心扉。词人在词中主要使用了以下意象，一是“重帘层楼”，二是“落花风不定”，三是“柳堤芳草径”，四是“辘轳金井”。
“重帘层楼”，既是思妇所处的与外界、与春天隔绝的实景，也是李中主孤独无依的艰难处境形象比喻；“落花风不定”，既写景又写人，既是景亦是人，春风不定而使人想到了落红无数，落红无数引起无限伤春情思，不停地伤春情思使人憔悴不堪，犹如春风不定而落红无数；“柳堤芳草径”，既是情侣惜别的实景，又是“杨柳依依”“天涯芳草”的伤心暗示；“辘轳金井”既是词人梦断之因的实景，又似在说，梦虽醒了但如辘轳金井般反复上下的情思却难以了断。这实与虚的反复出现、反复对应，大大渲染了春愁情绪，以致词人最后发出了春愁浓于酒、春愁之苦人且甚于生病的哀叹。
全词写别离的苦痛。上片写晨起无心梳整，下片写昨夜醉醒愁浓，后者是因，前者是果；上片写风飘花落的惆怅，下片写柳堤芳草的情事，后者是回忆，前者是现实。上片立足于看，表现离情之痛；下片着笔于想，表现春愁之苦。上下两片层层推进，脉络清晰，结构严密。
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宜春苑的现状，第三、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山河恢复无望的痛苦之情。诗人借景抒情，用对比的手法抒发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狐冢獾蹊满路隅”，首句实写诗人当时亲眼所见宜春苑的萧条荒凉景象，通过“狐冢”、“獾蹊”写出了昔日繁华无比的汴京皇家禁苑宜春苑今朝的残破荒凉，并以此寄托诗人对北宋政权覆灭的悲哀之情。
“行人犹作御园呼”，次句以行人犹称此地为“御园”，说明昔日北宋故都的汉族百姓虽然生活在金人的残酷统治之下，但心中仍然念念不忘故国。此句充满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连昌尚有花临砌”，第三句典出元稹《连昌宫词》，唐代经安史之乱之后，虽从此一蹶不振，但唐玄宗毕竟还能够有机会驾返连昌宫，凭吊昔日遗留下的一切。而赵宋王朝惨遭靖康之难之后，就一直苟安于江南，无心亦无力北伐中原。
“断肠宜春寸草无”，第四句以宜春苑与第三句的连昌宫对比，连昌宫虽废而犹存，可是昔日的宜春苑是何等繁华，何等气派，而今满目凄凉，惟颓垣荒草而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更加使人伤心，令人肝肠寸断，这一对比含意颇为深远。在今昔的对比中，作者想到了当时统治者是怎样将国土拱手让给了金人，铸成空前国耻的。想到了赵宋朝廷南迁几十年之后，朝廷不仅丧失了收复失地的能力，就是现存的城池疆土，也岌岌可危，时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作者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黍离之悲，又有对统治者的谴责。
该诗通过对宜春苑里萧条冷落之景的描写，抒发了故国山河破落零碎的悲伤之情。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了作者因山河破碎而产生的痛苦之情。点明靖康之难比安史之乱更惨，唐朝的内乱八年平定了，而宋朝外患的消除却是遥遥无期。
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