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娄山关战役胜利之后所写,最早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发表时没有标明写作时间。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时,将写作时间标明为“一九三五年二月”。这首词上阕写的是红军向娄山关进军的途中,下阕写的是娄山关战役胜利之后的景象。
这首词以“西风烈”三字起笔,气势如虹。在苍茫的云贵高原,时常有大风吹过。会值清晨,诗人置身此地,首先感觉的就是无处不在的西风。毛泽东在形容西风的时候,用了一个“烈”字。此处这个“烈”字通“颲”字,《说文解字》中释道:“烈,火猛也”;“颲,烈风也”。颲、烈,二字同源。毛泽东拿本意形容火猛的“烈”字来形容西风,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西风的阔大和威猛,像熊熊大火燎原而至,成功地烘托出苍茫甚至有点悲凉的氛围和基调来。
第二句是“长空雁叫霜晨月”。在辽阔的高原上,秋风如此之大,任何声音都可以传得清晰悠远,尤其是声声感发人思的雁声。循着雁叫之声,诗人抬头望去,只见霜降四野,月照八荒。“霜晨月”三字,简洁扼要地写出了月色下的情景和氛围。“霜晨月”,既可按照字面意思解释为在下了霜的早晨看到了高空的月亮,但如果理解为晨月之光皓洁如霜,亦未尝不可。意境浑然,思致动人。
紧接着,按照词牌要求,诗人叠韵而继用“霜晨月”。如果说前面的“霜晨月”写的是皓月当空,霜降晨曙的话,第二个“霜晨月”写的应该是月光泻地的意境了。顺应着这个叠韵效果,很自然地从天上转到地上,从而自然地引出了“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以此来收结上片,深得作诗“不烦绳削而自合”(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之妙。
上阕这四句写景,实则非自然之景,实是作者眼中之景,如王国维所说的“景中有我”,实在是写情中之景,以表达景中之情,写作者之所感所想。所以,这里的景物描写其实不过是作者的真实感受的外化景象,是作者当时的心情投射在周围景物时所看到的事物。正因为寒冷,才觉得西风烈,正因为路难行,才觉得霜重;正因为心情沉郁,才听得雁叫凄苦,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而这也正是红军当时冬夜行军的真实写照。上阕的整体色调的灰暗的,天色未亮,凄风冷月,行军困苦,可谓没有一点亮色。上阕确定的基调是阴沉抑郁的,一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让人变得心情沉郁。
下阕上来起始二句,一片的凄厉悲壮,豪气突升,一笔宕开,并不写攻占娄山关激烈的战斗,而是指明即便关山漫漫,长路艰险,但已定下从头做起。照一般的章法写来,下阕可以写人之困顿,路之艰难,以抒行军艰难之慨,进而深化这种基调,写成一首写长征路难的抒情之作。但作者没有如此,而是笔锋一转,横空出世,全词的调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下阕的开头,虽然语调比较舒缓了,但“真如铁”三字,突出了夺取这座雄关的艰辛——作者通过“铁”这一物象的坚硬、沉重,艺术地把“艰辛”具体化、形象化,这是很精巧的构想,“真如铁”这个“铁”字用得极妙,让人有超现实之感。因而已被广泛传诵,成为佳句。而句中的“漫道”二字却又展露出藐视艰辛的豪迈情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这个句子的内涵极为丰富。
“而今迈步从头越”是上句的自然延伸。“迈步”就是举大步,经过战斗,“雄关”而今已变成通途。“从头越”这三个字凝结了多少内心的奋发突破之情。这支革命队伍跨越雄关,踏平险阻的坚强决心和无畏勇气就出来了。激抒自己一腔英雄豪气以及对获胜的信心。诗人感到即便过去遭过一些失败,但可以“从头越”。
词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两个景句来收笔,极有情味。前一句写山。“苍山”即青山。既写出了山的颜色,也隐约流露出作者的喜悦。“如海”是说山峦起伏不尽,就像碧波万顷的大海。不仅展现了壮阔的山景,也表明了作者是站在高处眺望,一股雄壮的气概萦绕于句中。后一句写夕阳。“如血”是说夕阳像鲜血那样殷红。它点出了红军胜利越关的具体时间,还使人通过这一壮丽的图景联想到红军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也是对词的前阕及后阕首句中“真如铁”所蕴含内涵的回应。这两个色彩鲜明的比喻句既描绘了景物,又饱含着感情。写的是黄昏景象,从凌晨写到黄昏,乍看跳跃起伏,前后不太连贯,但作者正是利用了这种时空上的错位,描写了这样的一幅景象:天亮复天暝,红军经过一夜又一天的急行军,早已过了险峻的关口,击败敌人,占领了娄山关,把困难和艰险抛到了身后。一天激战后,遍地硝烟,血流成河,英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战场上,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娄山关的崇山峻岭,而红军的旗帜在烈烈西风中飘扬,在夕阳中显得格外地鲜红。
此时诗人伫立于娄山关之巅遥看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莽莽苍苍,如大海一般深邃,而黄昏的夕阳渐渐落下,剩余的一抹霞光如血一般映红了天际。画卷之美正符合苍凉沉雄的大写意之境界,而这种大写意之境界正是汉风众美之中一类。李白《忆秦娥》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曰:“寥寥八字,遂关千年登临口。”而毛泽东这最后二行博大苍茫之气与李白有同气相呼应之感,同时毛泽东这二行还更多一些英雄之气与壮丽之气。
综观全词,上阕写景,下阕抒情,景中含情,情中又有景,情景一体,水乳交融。而且其结构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上阕沉郁,下阕激昂,上阕取冷色调,下阕取暖色调,色彩对比强烈,感情对比亦同样强烈,上下阕的强烈对比,恰恰反映了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作为一代伟人指挥若定的气魄。通篇只有四十六个字,篇幅虽短,但雄奇悲壮,气势如虹,寥寥数笔,“份量”很重,像一幅出自大师手笔的简笔画,笔简而意无穷,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的冬夜行军图,表现了作者面对失利和困难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胸怀。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首诗叙述了与朋友郭同年离别的场景,语言平实,却道出了很好的友人分别时互相恋恋不舍的深情。
“驿亭门外叙分携,酒尽扬鞭泪湿衣。”点出与郭同年分别的地点和气氛。别易会难,古人历来都很看重分别的时刻。他们是“分携”之交,又在“驿亭门外”,客中离别,而所别之人,又是同一年中进士的人。科举时代,很看重这种“同年”之情;而张泳自号乖崖,以为“乖”则违众,“崖”不利物(见《宋史·张咏传》)。平素落落寡合,因而与故友分袂之时,情意格外深厚。“酒尽”,不是写酒少,而是言“叙分携”之际语多时长。“扬鞭泪湿衣”,与柳永《雨霖铃》词中“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数语,语意相近。所不同者:一别故友,一别情人;一骑马,一乘舟而已。
“莫讶临歧再回首”,承前再作渲染。从逻辑上说,“反”包含了先有“正”之意,诗人只有在作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之后,才会有“莫讶”之语。临歧回首,人情之常,不会令人凉讶.更不会使送别者惊讶。只有在行者一再回首,不断回首的情况下,送别者才会感到惊讶。此处,诗人正是用“莫讶”二字,突出其对郭同年恋恋不舍的深情。
“江山重叠故人稀”言诗人“临歧再回首”之由。“江山重叠”,言征途之险峻。唐人《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说,中山府(唐称定州)一带多山。其地有恒山、孤山、尧山、无极山等。天险倒马故关,便因“山路险峭,马为之倒”而得名。“江山重叠”四字,体现出征途的困苦和艰险。异乡客地遇见故人,令诗人分外高兴;异乡客地与故人“分携”,令诗人分外留恋和伤感,加之又是“故人稀”的张咏。陈衍《宋诗精华录》评此七字说:“眼前语说得担斤两。”
宋诗善于写细微的感情,尤其善于翻案及融化前人的成句。临歧分手,凄然下泪,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多次见到,但往往以安慰语出之,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高适《别韦参军》:“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这首诗因为自己是离开的人,所以翻过来写,直说自己临歧回首,泪湿衣巾,同样情真意切。诗末句直叹“故人稀”,也多少与唐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在情感上有相通之处。
该词上片写失群旅雁遭遇风雨后的疲累饥渴之状与孤独之感,下片写他乡的不适、危机与迷惘感。同时词人运用象征手法,借所遇到的景物来为自己写照,抒发自己的心声。
上阙写失群旅雁遭遇风雨后的疲累饥渴之状与孤独之感。
词的首句写冬天雁由北向南迁徙。“情沿物应”,才发而为词,“道寄人知”,借以表达因雁而兴起的伤感。“风雨群相失”的“风雨”,表面是指自然的风雨,骨子里却是喻指人世社会的风雨,是骤然袭来的战祸。接下去便以雁之饥渴辛劳、无力续飞与孤宿寒汀的情景,来比喻人们在逃难途中忍饥受寒、疲惫不堪和孤苦无依的惨状。
下阕以雁之忧惧被人弋射和茫茫无处归宿,以及哀鸣而无人怜顾的孤危,象征他与广大人民当时类似的处境与心情。
“渴鹭苦难亲”一句,承上句“寒汀立”而有所深入。渴、鹭与雁,都是栖宿于沙洲汀渚之间的鸟类,而说“难亲”,便有地下亦难宁处之苦;“赠缴忧相逼”,则天空中更怕有性命之忧。《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歌日:“鸿鹄高飞,一举千里。······虽有赠缴。尚安所施!”而这里的鸿雁苦于身心交瘁,无力高飞,便易被猎人所射杀。如此借旅雁的困厄以写人间的忧患,可谓入木三分。结尾续写旅雁之苦。“云海茫茫”亦即人海茫茫,一语双关,余悲不尽。
全词处处写雁,但又处处在写自身的处境与心绪,收到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词人写的虽然是个人在逃难途中的遭遇与感受,但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却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和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