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句点明作者与朋友喝酒的地点与环境；次句以反复手法渲染开怀畅饮的场面；三句运用陶渊明的典故，写自己喝醉请对方自便；末句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此诗表现了一种随心所欲、恣情纵饮、不拘礼节的人生态度，展现出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化、超凡脱俗的艺术形象。全诗在语言上词气飞扬，体现出歌行的风格。
李白饮酒诗特多兴会淋漓之作。此诗开篇就写当筵情景。“山中”，对李白来说，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盛开的“山花”更增添了环境的幽美，而且眼前不是“独酌无相亲”，而是“两人对酌”，对酌者又是意气相投的“幽人”（隐居的高士）。此情此境，事事称心如意，于是乎“一杯一杯复一杯”地开怀畅饮了。次句接连重复三次“一杯”，采用词语的重复，不但极写饮酒之多，而且极写快意之至。读者仿佛看到那痛饮狂歌的情景，听到“将进酒，杯莫停”（《将进酒》）那样兴高采烈的劝酒的声音。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由于贪杯，诗人李白的朋友喝得大醉，就告诉李白“我已经喝醉，想要睡了，你回去吧！明天你若还觉得有意的话，就请顺便抱只琴来！”“我醉欲眠卿且去”的典故出自晋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宋书》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把没有琴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醉了就和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醉欲眠卿且去，几乎用陶潜的原话，表现出一种天真超脱的风度。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独特的所在。盛唐时期，绝句已经格律化。而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却不迁就声音格律，语言上又有飞扬的气魄，有古代歌行的风格。
诗的艺术表现也有独特之处。盛唐绝句已经律化，且多含蓄不露、回环婉曲之作，与古诗歌行全然不同。而此诗却不就声律，又词气飞扬，一开始就有一往无前不可羁勒之势，纯是歌行作风。惟其如此，才将那种极快意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这与通常的绝句不同，但它又不违乎绝句艺术的法则，即虽豪放却非一味发露，仍有波澜，有曲折，或者说直中有曲意。诗前二句极写痛饮之际，三句忽然一转说到醉。从两人对酌到请卿自便，是诗情的一顿宕；在遣“卿且去”之际，末句又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又是一顿宕。如此便造成擒纵之致，所以能于写真率的举止谈吐中，将一种深情曲曲表达出来，自然有味。此诗直在全写眼前景口头语，曲在内含的情意和心思，既有信口而出、率然天真的妙处，又不一泻无余，故能令人玩味，令人神远。
此诗的语言特点，在口语化的同时不失其为经过提炼的文学语言，隽永有味。如“我醉欲眠卿且去”二句明白如话，却是化用一个故实。《宋书·隐逸传》：“（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此诗第三句几乎用陶潜的原话，正表现出一种真率脱略的风度。而四句的“抱琴来”，也不是着意于声乐的享受，而重在“抚弄以寄其意”、以尽其兴，这从其出典可以会出。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此诗是诗人面对如大海汹涌的江水，抒发内心感受的叙怀之作。诗写于安史之乱时，诗人流落四川成都，寄居草堂，一次观锦江“水如海势”，波涛汹涌，则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但又无从说起，只好“聊短述”，抒写了他激愤的、自我解脱的、一时的人生感悟。全诗八句五十六字，其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传世名句，道出了杜甫诗作的特色，反映了他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
诗题中一个“如”字，突现了江水的海势 ，提高了江景的壮美层次，表现了江水的宽度、厚度和动态。江水如海势，已属奇观。然而诗题却偏偏曰 ：“聊短述 ”。诗题中就抑扬有致，这是诗人的一贯风格。
既然是聊为短述，绝不能出语平平。诗人自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聊短述”的良苦用心，炉火纯青的诗艺，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动人心弦的审美效果。
正由于杜甫艺术上的一丝不苟、勇于创新，因此老年臻于出神入化、妙手成春的极境。所谓“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死花鸟莫深愁”。仇兆鳌评杜甫“ 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 。”（《杜诗详注》卷之十）同时他还转引钱笺可相互发明：“春死花明鸟语，酌景成诗，莫须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耶？”（《杜诗详注》卷之十）这里是说点明春光明媚，花香鸟语，快乐异常，因此不存在花鸟深愁的问题，“莫深愁”为杜甫自况。
至于“ 浑漫与”中的“与”字，旧本曾作“兴”，清末郭曾忻解释说：“所谓漫兴，只是逐景随情，不更起炉作灶，正是真诗。”（《读杜札记》）此处强调任笔所之，自然而然。总之，首颔二联总体着眼，大处落墨，虽为短述，语实惊人，虽未直接描写江上海势，但胸中之海早已形成。它浑厚深涵，辽阔无垠，大气磅礴。心中之海，诗人采取了虚写的办法。正如金圣叹所说，此“不必于江上有涉，而实从江上悟出也。”（《杜诗解》卷二）所谓海势，其实是江，因此江上之景，亦应摄取，若完全避开江水，则海势亦无所依附，而不成其为江如海势。为此，诗人紧接首颔二联虚写海势以后，随即转入实写江水。
故颈联道 ：“新添水槛供重钓，故著（着）浮槎替入舟。”此处虽写江水，但只是轻轻带过，如此触及江水、悟及海势的写法，令人玩味不尽。正如王嗣奭所说 ：“水势不易描写 ，故止咏水槛浮舟。此避实击虚之法。”（《杜臆》卷之四）又如金圣叹所说 ：“不必于江上无涉，而实非着意江上也。”（《杜诗解》卷二）尾联诗人以一“焉”字，即巧作转折，融注新意。诗人之语，已经惊人。诗人说：若得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妙手，使其述作，并同游于江海之上，岂不快哉！尾联思路新奇，饶有兴味，且与首联相呼应，显示出诗人对艺术最高境界的执着追求。“更为惊人之语也。”（《杜诗解》卷二）
对诗与诗题之间的关系金圣叹先生写道：“每叹先生作诗，妙于制题。此题有此诗，则奇而尤奇者也。诗八句中，从不欲一字顾题，乃一口读去，若非此题必不能弁此诗者。题是‘江上值水如海势’七字而止，下又缀以‘聊短述’三字。读诗者，不看他所缀之三字，而谓全篇八句，乃是述江水也，值江水之势如海也。则八句现在曾有一字及江海乎？”（《杜诗解》卷二）从他评析中，可以得知：此诗诗题与诗中八句，构成了一个浑厚海涵、博大精深的整体。虽未写海，而如海势。此诗以虚带实，出奇制胜，意在言外，令人叹为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