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这两句先写冬日的阴冷景象并点明诗人的去向。“阴云”可连绵延续“百里”,亦见冬日昏暗无光之极。“覆”字又状尽阴云低垂之态。“雪泥”写初冬的雪易于溶化,落地之后和泥土融成“雪泥”,使路程更为难行。这句诗表面摹写路途雪泥交加的冬景,实则以此灰暗的色调揭示自己离别友人时依恋不舍的压抑心情。由于诗人此番赴兴元入令狐楚幕下,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令狐楚是文宗时的朝廷元老,又是一位有名的骈文家。李商隐第一次谒见他时年仅十六岁。十年来不断得到他的奖掖和资助,以致使李商隐得以迅速成长并考上进士。所以诗中不宜过多渲染消极气氛,故而次句“行人只在雪云西”就显得比较飘洒、轻捷。上句已言“阴云”有百里之阔,现又言诗人只在“雪云西”,故今日虽一时分别,却无须多时即能重新见面。因为兴元只在长安附近,往返极易。这句诗一改前句沉滞的气氛,使诗作的情感顿时转为温馨起来,仿佛是诗人在劝慰友人:你我之间只有一云之隔,无须过度悲伤,来日自有重聚之时。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在这两句诗中,诗人又抒发了自己对亲朋友人的殷殷深情。一方面李商隐对于令狐楚邀其入幕,并且可能导致从此仕途通达,是极感兴趣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亲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弟妹及其他亲朋也是十分眷恋的,因此才拖延了入幕的时间。以上李商隐在对待亲情和仕宦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便是这首诗后两句的创作思想基础。他既为自己能大展宏图而兴奋不已,同时亦情不自禁地沉缅于天伦之乐和友情相聚之中,故人还未到兴元,就在诗中流露出浓厚的乡情了。
这首诗在艺术上可以说很有李商隐初期诗作秾丽挺拔的特色。在叙述离情别意之时,这首诗同其他不少离别诗有较多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叙述离情别意时能够做到豁达而不过于伤感缠绵,同时还杂揉进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显得颇为飘逸别致。
这首诗采用了借古讽今的手法,借写汉武帝求仙徒劳,来嘲讽唐宪宗服药石以求长生,荒诞误国,对古今帝王追求神仙长生的愚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首联“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起笔徐纡,“无消息”与“生愁色。相对,既把诗的背景追溯到神话传说之中,又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汉武帝刘彻身上。尽管汉武帝生前追求长生不死,喝玉露,吸元气,但结果还是葬身茂陵,与世长辞。这说明人类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颔联“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虽无“愁”字却延续了愁意。“愁”是诗人精心结构的意象。西王母的青鸟没有带回长生的消息是一愁,金盘承露,服食无法长生又是一愁。其愁的延长,那茂陵破败的景象无不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因而,诗人认为最使人感到伤悲的,是茂陵上空高照的明月。言外之意,最可叹的是汉武帝求长生的徒劳。唐人有借汉说唐的习惯,因此,对汉武帝的讽刺实际上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枝折”两句说明自然界一切物质都在变化发展,巨石造成的麒麟天长日久也会崩裂,雕刻在粗大宫柱上的虬龙总有一天会肢体断折。可见那种所谓长生不老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这反映了李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末句是说只有这轮光照千古的明月,阅尽人间沧桑,是汉武帝求长生未遂的见证人,也是当今君王执迷此道而荒误国政的见证人,汉武帝虽然有求仙的迷信思想,但毕竟还不失为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因此,作者在诗中也表现出对他有所惋惜。
这首诗从歌颂汉武帝的雄图大略入手,却感叹人之生老病死不可抗拒。这是借汉武帝来讽刺唐宪宗的痴心妄想,意在反对服药石以求长生这类荒诞无稽之事。此诗意境悲凉,笔势奇崛,情致冷峭。
《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为黄庭坚贬谪黔州期间的作品。该词主要通过重阳即事,写出了黄庭坚在穷困险恶的处境中,不向命运屈服的博大胸怀,抒发了一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乐观奋发精神。
上片首二句写黔中气候,以明贬谪环境之恶劣,前两句起调低沉,起篇为抑。黔中秋来阴雨连绵,遍地是水,人终日只能困居室内,不好外出活动。不说苦雨,而通过“一漏天”、“似乘船”的比喻,形象生动地表明秋霖不止叫人不堪其苦的状况。“乘船”而风雨喧江,就有覆舟之虞。所以“似乘船”的比喻是足不出户的意思,又影射着环境的险恶。联系“万里”二字,又有去国怀乡之感。下三句是一扬,写重阳放晴,登高痛饮。说重阳天霁,用“及至”、“也”二虚词呼应斡旋,有不期然而然、喜出望外之意。久雨得晴,又适逢佳节,真是喜上加喜。遂逼出“催醉”二字。“鬼门关外蜀江前”回应“万里黔中”,点明欢度重阳的地点。“鬼门关”这里是用其险峻来反衬一种忘怀得失的胸襟,颇有几分傲兀之气。
下片三句承上意写重阳赏菊。古人重阳节有簪菊的风俗,但老翁头上插花却不合时宜,即所谓“几人黄菊上华颠”。作者借这种不入俗眼的举止,写出一种不服老的气概。“君看”、“莫笑”云云,全是自负口吻。这比前写纵饮就更进一层,词情再扬,此为二扬。最后三句是高潮。此三句说自己重阳节不但照例饮酒赏菊,还要骑马射箭,吟诗填词,其气概直追古时的风流人物,更将豪迈气概表现到极致,此为三扬。此处巧用晋诗人谢瞻、谢灵运戏马台赋诗之典。末句中的“拍肩”一词出于郭璞《游仙诗》“右拍洪崖肩”,即追踪的意思。下片从“莫笑老翁犹气岸”到“风流犹拍古人肩”彼此呼应,一气呵成,将豪迈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全词结构一抑三扬,笔力豪迈,抒发了作者虽被贬黔州、身居恶劣环境,却穷且益坚、老当益壮,不屈于命运的摆布的乐观精神和博大胸怀。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