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
此诗通过诗人的视角,勾勒描绘了南方山乡水田的优美富庶,诗中有画,静中有动,最后一句尤为点睛之笔,将春日郊外的田畴景色写的秀丽如画,美不胜收。
“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二句写水田的形态,喻之以楼梯、棋盘,都属整饬之美,写出了高田和平田的壮观,高田系仰视所见,层层如楼梯;平田系俯视所见,纵横如棋盘。田畦井井有条,秧苗长势喜人,通过诗人视角和所处位置的变化描写了不同方位的田野的景色。
“白鹭忽飞来,点破秧针绿。”两句写一片绿油油的秧田,忽飞来了白鹭,让秧田添上活气与亮色,让静谧的画面带有动态,诗人化用“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诗意,写出“万绿苗中一点白”的奇观。末句是画龙点睛之笔,诗眼在“点破”二字。
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此诗看似信手拈来,其实独具匠心。全诗以郊外踏青者的目光为描写的触角,先由仰视和俯视描绘了从远处到近处的秧苗所染出来的浓浓的春色,从而凸现了南方水乡水田的静态春光。紧接着,目光随突然掠来的白鹭而转移,在被“点破”的“秧针绿”的特写镜头上定格,由静而动,再配之以色彩的强烈对比,鹭之白与秧之绿使得嘎然而止的诗篇更富有自然的情趣。
这首小诗写的是春日郊外水田的景色,勾画了南方山乡春天田野的秀丽景色,诗中有画,静中有动,全诗用极其浅显而流畅的语言,捕捉了西南山乡水田的典型春色意象。在一坡坡修整得非常精致的梯田旁,有一片片棋盘般的平整水田,犹如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偶尔有白鹭飞来止息,点破如针芒般的绿色秧田,留下洁白的身影。
上片起首四句,勾绘一幅梅柳林塘春雪图,清峭而疏淡。高柳春才软,冻梅寒更香。暮雪助清峭,玉尘散林塘——先点明是春雪,雪中梅放,艳丽无比。梅香雪色,韵胜格雅,纯洁坚韧,历代词客骚人,常常借以托言喻志。周邦彦从“玉尘”之典取意,重在写景。那堪飘风递冷,故遣度幕穿窗。似欲料理新妆,呵手弄丝簧。词人似转入写人。以下“那堪”四句,写出内庭寒冷之状。飞舞的雪花,穿窗度幕,随风飘进室内,犹如料理新妆,手弄丝簧。拟人新颖,联想生动。
下片对景抒怀,由人及己,写出了词人宦游他乡、对酒销愁的情感。面对雪景,不禁思念故园,援笔授简,却又想起梁园旧事。昔日的司马相如对雪作赋,人虽已没而余韵流风宛在;词人自己虽也曾汴京献赋,而今却是如此的凄清落寞,失意沉沦。借典运事,曲书胸臆,显得蕴藉深厚。结尾三句由虚而实,从沉思中回归雪景,顾影自怜,谓聊且长夜痛饮,自我慰藉,不致辜负了这场风雪。“虚檐”的空虚与“凹廊”的曲折,恰似词人此时此刻的思想感情。词人在冷落、萧索中,执笔挥写,多少往事萦绕心头,多少愁思难以平静,在凌空的房檐下徘徊,也无心打扫回廊,只有“莫惜空酒觞”了。端起盛满酒的杯子,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一醉方休。
全篇索物寄意,融心境与外物为一体,深得离合之妙。
《相鼠》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承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诗经》中写到“鼠”的有五首(《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通癙,未计),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鼠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卫国“在位者”作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刺的“在位者”是谁,所刺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卫国的史册,在位者卑鄙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州吁弑兄桓公自立为卫君;宣公强娶太子伋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伋;惠公与兄黔牟为争位而开战;懿公好鹤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立,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之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反复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足,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且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诘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