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出了红梅独特的姿态和个性。
诗的起笔手法就与众不同。诗人并不急于点题,而是把所要写的红梅置之一边,先请桃李登场。这样做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孤立地描写红梅,读者不易领会,必须有参照物。请出桃李作参照,桃红李白,尽人皆知。桃李既有妒梅之心,说明红梅兼有桃的“红”和李的“白”,实则不红也不白,而是在红白之间。这样一来,虽未言及红梅,而红梅已在句中了。
劝告“桃李莫相妒”,得有充足的根据。这一点诗人已经成竹在胸,深思熟虑了。第二句就用哲理来说服。“夭资元不同”,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夭资”。红梅就是红梅,既不同于桃,也不同于李,互不相干,有什么可妒忌的呢。这句从容道来,仍不让红梅亮相。
后二句是诗的重心所在,是骨子。诗人终于将自己思维中塑成的红梅的美奉献给了读者。红梅从它的大家族中分离出来,但它“犹余雪霜态”,梅所固有的傲霜凌雪不畏严寒的品性没有变,而且不是“十分红”。大自然赐予它粉红的花色,又使它优于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变得更加妖娆多姿了。红梅既有高洁的内在美,也有娇艳的外表美,难怪桃李等异族姐妹要嫉妒它了。至此,红梅的形象已玉立于读者心中。“未肯十分红”回应第一句,也是劝告“莫相妒”的理由之一。
这首小诗活泼而有趣。全诗四句都好像是红梅向桃李作解释;花草本为无情之物,但诗中的桃李会“相妒”,红梅也“不肯”红得过分,免得引起“与桃争艳”的嫌疑,增强桃李的妒心,都被人格化为有情之灵了。操守高洁而谦虚和逊的红梅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
此曲寄寓了作者因离人远去而产生的怅惘伤感之情。先实写送别时所见到的情景,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后转向虚写,从眼前联想到往后,表明思念绵长不绝。全曲采用了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将抽象的愁思寓于具体的景物之中,精心勾画了一幅冷落孤寂的图画,极力渲染凄凉孤独的气氛,充分体现了作者内心的愁情。
此曲开首两句,既是交待时间与事由,同时也暗含着送别时产生的伤感之情。秋气清疏,易生悲凉,偏偏赶上在这时候送行,行人和送行人的惆怅是可想而知的。宋代柳永有句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雨霖铃·寒蝉凄切》)吴文英有句道:“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唐多令·何处合成愁》)都写到了秋令对离人的影响,何况这场分离来临得那么突然。一个“乍”字,给人留下了惊心的感觉。这两句为全曲定下了感伤的基调。
离人远去,送行人还留在江岸边不忍走开,凝视着前方出神。“顺长江”一句是景语,又是情语,意味深长。顺流东下的江水与行舟是同一方向,说明送行人一直在眺望那船影消失的远方;水流残月,一派凄清,那月亮也“残”而不能团圆,恰可作为这番别离的象征;江水不停东流,残月却驻留原处,这又衬示出去者远去、留者伫立的离情别意。更主要的是,水、月都曾是送别现场的见证,正是这长江水载走了行舟,而让残破的月影替代了它的位置。作者眼前只见残月,不见人影,离愁别恨便油然而生。
此时只剩下作者自己孤身一人,孑然独立江头,便增添了离情的凄凉与孤独。触景生情,作者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当时“悠悠画船东去也”的一幕。将分手情形置于回想中补叙出现,是绝妙的构思,它再度回应了“人乍别”的不堪正视。点明“画船”,上船的当是名女子,按元曲的表现习惯,这场“乍别”发生于男女之间。而“悠悠”二字,又显示了相思的缠绵情味。
前面都是实写,通过所见到的情景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而最后一句,作者将笔锋一转,由实写转向虚写。“这思量起头儿一夜”,这离愁别恨,才只是刚开了个头,想到此,心中的怅惘感伤之情就愈觉不堪忍受。这里不具体描述此时思念的况味,只用“起头儿一夜”五字,既回应了“人乍别”“水流残月”,又包含着对往后日子的联想,以“第一夜”来推想和概括今后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离情别绪,刻骨相思的滋味,不言自明。这最后一句,既是对全曲的一笔总结,又把离愁别恨推向绵绵不绝的将来。故由此结束,简洁有力,意味无穷。元曲善以巧笔呈柔婉的思致,于此可见一斑。
这是一首歌咏春天的词,但不是一般对春天的赞歌,词人在歌咏阳春烟景的同时,还流露出了作客他乡的飘零之感,在较深层次上,还含有对青春老去的喟叹春老去的喟叹。
上阕四句七言,很象是一首仄起首句入韵的七言绝句,不仅平仄相合,后两句的对仗也极为工整。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写的绝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见钱钟书《宋诗选》中范成大简介)。这首《鹧鸪天》的上阕,就很像是《田园杂兴》中的绝句,也带有意境深刻,不重词采,自然活泼,清新明快的特点。不同的是,这首词的上阕舍弃了作者在《田园杂兴》中融风景画与风俗画于一体的笔法,而侧重于描绘庭园中的自然风光,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幅风景画。
既然是画,就必然要敷色构图。起句“嫩绿重重看得成”,就以“嫩绿”为全画敷下了基本色调。它可以增强春天的意象,唤醒读者对春天的情感。“看得成”(“得”一作“渐”),即指此而言。当然只有这第一句,还不成其为画,因为它只不过涂了底色而记。当第二句“曲阑幽槛小红英”出现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构成了整个风景画的框架;二是有了色彩的鲜明映衬;三是有了一定的景深和层次感。“曲阑幽槛”,把画面展开,打破“嫩绿”的单调,增添了曲折回环、花木幽深的立体感。“小红英”三字极端重要。这三个字,不仅增强色彩的对比和反差,重要的是,它照亮了全篇,照亮了画面的每个角落。画面,变活了;春天的气氛变浓了。正可谓“一字妥贴,全篇增色”。“小”字在全词中有“大”的作用。“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咏石榴花》)范成大此句正合王诗所说。
“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是对仗工整的两句,它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嫩绿”、“红英”之中引开,放在蜂闹燕忙的热闹场景。如果说,一、二句两句是静止的画面,那么,有了三、四两句,整个画面就动静结合“酴醿”,又作“荼,俗称”佛儿草“,落叶灌木。”蜂儿闹,说明酴醿已临开花季节,春色将尽,蜜蜂儿争抢着来采新蜜。“杨柳行间燕子轻”极富动感。“蜂儿闹”,是点上的特写:“燕子轻”,是线上的追踪。说明燕子在成行的杨柳间飞来飞去,忙于捕食,哺育乳燕,上阕四句,有画面,有构图,有色彩,是蜂忙燕舞的活生生的风景画。毫无疑问,词人对这一画面肯定注入了很深的情感,也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与创作思维。但是,盛时不再,好景不长。春天已经结束,词人由此引起伤春而自伤之情。
下阕,笔锋一转,开始抒写伤春自伤之情。换头用了两个短句,充分勾勒出感情的变化。“春婉娩”,春日天气温暖然而也近春暮,这是从春天本身讲起的;而“客飘零”,是从词人主体上讲的。由于长年作客在外,融和的春日固然可以怡情散闷,而花事渐阑、萍踪无定,则又欢娱少而愁思多了。
为了消除伤春自伤之情,词人面对“残花”,借酒浇愁,时间已经很久,故曰“残酒”。醉中或可忘记作客他乡,但醉意过后,忧愁还是无法排遣。“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面对此情此景词人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又继续饮酒,企盼着在醉梦之中,打发掉这恼人的花月良宵,迎接新的一天,以忘却伤春之情与飘零之感。“送了斜阳月又生”,结尾以日落月升、写时间流逝,春色难留,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此篇虽写伤春自伤之情,抒发客居飘零之感,但有情景交融的画面,有沉着豁达的性情,读起来仍使人感到清新明快,与一般伤春之作不同。
此诗前十二句,写诗人闯荡京师、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实经历。那时他年纪轻轻,自负文才武略,以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三言两语,写出了诗人聪明、天真、自负的性格特征。但现实遭遇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乐窝里。“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说国家风教鼎盛,超过了三皇五帝,朝廷礼乐遍及四海之内。这两句,貌似颂扬,实含讽意;下两句“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实贬的注脚。干谒“明主”不成,只好离开京师。但不能回家,因为“归来洛阳无负郭”,家中根本没有多少产业。故诗人不得不带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带谋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汉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带筑兔苑,开雁池,作为歌舞游冶之所,诗中借古迹代地名,是说自己在这里种田捕鱼,生计艰难。不说“捕鱼”而说“垂钓”,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钓”故事,说明自己苦闷地等待着朝廷的任用。
后十句是写与韦参军的离别,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和难舍之情。“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看似寻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对韦参军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说他们的友谊经过长期考验,韦参军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辞借口推却过。“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白日晚”见其日夕相处:“杨柳春”见其既游且歌。这样的友情,的确舍不得分开。“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惊心神”三字,写出了与朋友相别时的痛楚之状。但为事业、前程计,又不得不别,因而劝慰朋友:“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这首诗写得肝胆刻露,字字情真。一般写诗要求语忌直出,脉忌外露。但这绝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忌直”是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为了将实情写得更“真”,二者似迥异而实相通。高适此作直吐深情,写苦不见颓靡之态,惜别仍发豪放之情,快人快语,肝胆相照,表现出主人公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能以情动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此诗基本上采取了长篇独白的方式,“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诗中又多用偶句和对比,讲究音韵,读来音情顿挫,雄浑奔放,具有流美婉转的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