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有“清拔之气”（《诗品》）。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
诗歌的首句表达了诗人因不能与友人相聚，一起赋诗饮酒，欣赏春色而深感遗憾。
“虽失春城醉上期，下帷裁遍未裁诗。”是说友人因病而错失与自己春日共游饮酒的约定，放下帷幕苦读讲学，未能写成新诗。流露出对友人因病而无法与自己一道游览春光的遗憾惋惜之情。
“因吟郢岸百亩蕙，欲采商崖三秀枝”，前句说自己在室内培养人才，但内心仍想去山崖上采摘三春秀丽的花枝。此句表达诗人因友人无法赴约而也闭门教书，但内心仍旧充满对春天美景的渴望之情，仍旧流露出对于无法饱览春光的遗憾之情。
诗歌第五句写自己如野鹤一般，不受约束，言外之意是自己现在没有在官场，也并不会期待投身官场。
诗歌第六句写诗人虽然吃着朴素的饭菜，但心安理得，非常惬意。言外之意是虽然贫穷，有才难现，即使生活朴素，但我内心宽阔，没有束缚。
诗歌第七句，诗人期待友人的眼疾能尽快好起来，言外之意是我很担心你，希望你一定要战胜病患。
诗歌第八句是说，只要能让皮日休的双目重新恢复健康，不怕将来没有花满枝的美好春景供我们一同游赏，体现出诗人对友人病情的关切与宽慰，希望友人疾病能尽快转的美好祝福，友人一定能恢复康健的信息，以及对将来携手共游的期待之情。
毛文锡是西蜀代表词人之一，尤工小词，此阕为其杰作，素受赞诵，沈初有诗曰：“助教（温庭筠）新词《菩萨蛮》，司徒（毛文锡）绝调《醉花间》。晚唐风格无逾比，莫道诗家降格还。”推崇其为一代诗雄。文锡词多“以质直见情致”，此阕却写得含蓄婉转，曲致其意，颇耐寻味，表现出风格的多样化。
此词破题用“陡健之笔”（《词徽》卷五），劈头便云：“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云起马面，突兀而来，挟带着强烈的感情。词用口语，用民间文学的重复、回环的手法，语言流利清新。通观全篇，乃替思妇设辞，有个性特征。女主人公不愿人问，更怯惧人问，唯恐平空再增添一段怅恨伤心；既云“添恨”，显见心头已有恨郁积。所“恨”什么？怕“问”什么？为什么“相问”会如此深深地触动心底隐痛？首三句无端而降，平地起波，顿时结成一个悬念。接下“春水”两句并不予回答，而是宕开一笔，折入景中，拉展出一卷池塘春意图。女主人以徘徊池塘畔，只见：微风徐拂，春水满塘，碧池如镜，洗映蓝天；水面上浮游着三五成群的紫色鸂鶒，头披五彩缨，双双相嬉，活泼的生机，不时打破池塘的宁静。画面讲究色彩，动静相映。这幅画深有寓意，不仅“春水”交代时令，“池塘”交代地点，更主要的是“鸂鶒相趁”表面写景，实际暗示幸福的爱情生活。“鸂鶒”，一种水鸟，头有缨，尾羽上矗如舵，羽毛五彩而多紫色，似鸳鸯稍大，故又名紫鸳鸯。花间派词人常将之视作鸳鸯来咏写。“趁”，因利乘便之意，词指鸂鶒双双相嬉、爱抚。词人写鸳鸯，鸂鶒，“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牛峤《望江南》），是以双双相随的水鸟象征美满恩爱的婚姻。至此，读者依稀感到女主人公的“恨”，似与爱情生活的缺憾有关，但悬念仍未解。
过片二句承上片结句而来，由池塘水涨而翻忆昨夜春雨，是“春水”句的补足和延伸；水因雨而涨。一夜春雨霏霏，雨带寒意，临明一阵逼人。词化用唐韩偓《懒起》：“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诗句，暗示女主人公彻夜不眠，卧听雨声。画面色彩气氛由热转为冷，自上片春江水暖跌入临明雨寒，心情也随之暗转。临明的寒意，侵人肌肤，女主人公由自己身上寒，推想到“伊人”的寒暖，而牵肠挂肚，逼出煞拍二句“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戍楼”，征人所居，挑明女主人公身份，原来是个独居闺房的边防军人的妻子。丈夫万里从戎，边庭音信久已断绝。生死未卜，寒暖不知，不能不使妻子终日牵挂，惊忧怅悲，正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结尾二句，如泣如诉，解开了全阕的悬念，词旨大明，乃思妇思念征夫。这才明白：女主人公为什么在词首启唇即哀诉：“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原来她怕人家问她远征丈夫的消息。也才明白：她闲步池塘，是为了避开人目，排遣愁怀。不料春景虽美，“触景更添恨”，水鸟双双成对，自己却茕独只影，说不出的凄愁伤感。因春色而生春心，因春心而触春恨。故过片心境迅即浸入彻骨春寒之中。煞拍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况周颐评曰：“《花间集》毛文锡三十一首，余祇喜其《醉花间》后段‘昨夜雨霏霏’数语，情景不奇，写出正复不易，语淡而真，亦轻清，亦沈着”（《餐樱庑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