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两句写花与叶的两种不同命运。世上的花与叶，本是同根生，同枝长，花儿万紫千红，千姿百态，各自与众不同而独具芳馨。一旦被慧眼识中。便移栽金盆，倍受呵护。但绿叶却受到遗弃，飘零落地，在凄风苦雨中化作尘土。花入盆，叶作尘，这是世间花和叶的各自的命运。这两句总写花的万幸和叶的不幸，以它们的“不相伦”反映出荷花独特品质的可贵。
“惟有”二字，同中取异，以下四句，全承它而来，转写荷叶的伸张卷曲，荷花的开放闭合，种种风姿，天然无饰。古人以荷花喻君子美德的很多，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比喻和赞美高洁脱俗、不媚于世的卓然自主的品格。但这首诗，却吟咏了荷叶荷花“任天真”的品质，借以歌颂真诚而不虚伪的美德。“任天真”，既是写花，又是写人。以花性写人性，立意新奇。
最后两句进一层写荷花的“天真”之处。荷花的红花绿叶，互照互映互衬。即使到了红衰翠减、世人愁苦之时，仍然不相遗弃。如果说，前两句写荷花“任天真”，侧重表现共荣；那么，这两句的“长相映”，则主要表现同衰。这四句诗互补互承，从正反两方面完整地表现出荷花既能同荣、又能同衰的坚贞不渝的品质。
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几任小官。其主要原因不是他无才，而是没有知己者的力荐。他生存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之中，没有信任，没有依托，饱受奚落和排挤。这首诗歌颂荷花能荣衰相依，实则表达了自己渴求知己、寻觅政治依托的心声。
这首诗语言通俗浅近，寓意明显，表达直露，节奏明快，与李商隐很多诗歌的含蓄委婉不同，体现了他诗歌风格的多样性。
本首词是刘著所创作的唯一一首词作，是一首寄给情人的词。全词感情真挚，迂回曲折，流转自然，营造了一个慨叹韶光易逝、人生易老，身处他乡，缺少知音，对故土拥有无限依恋与思念的主人公形象。
上片状别离滋味。“雪照山城玉指寒，一声羌管怨楼间”起拍，追怀往日那次难忘的离别场面。山城雪照，一个严寒的冬日。山城指南方某地，词人与所爱者分携之处。悲莫悲兮生别离，离筵充满了悲凉的气氛。玉指寒，既点冬令，又兼示离人心上的凄清寒意。吹梅笛怨，也许是她怨小楼上奏起的一曲《梅花落》吧。
“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这两句自“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化出，而景情切合，缠绵哀感，深得脱胎换骨之妙。这一别，黯然销魂，情难自禁，从此后相思两地，再见何年。下面的“江南几度梅花发”，接得如行云流水，自然无迹。由笛怨声声到梅花几度，暗示着江南的梅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情天恨海，逝者如斯。无情的岁月早经染白了主人公的双鬓。追忆别时，恍如昨日。整个上片，读来已觉回肠荡气。
下片，由当年写到此夕，感情进一步深化。天涯霜月又今宵，茫茫百感，袭上心头，除了诗和酒，世上没有什么能寄托自己的思恋，消遣自己的愁怀。换头先说饮酒。一片深愁待酒浇。苍茫无际的天野，有星光作伴，月色相陪，还是开怀痛饮，不管一切吧。这几句大有“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的气势，“倒流河汉”，等于说吸尽银河，更巧妙的是暗中融化了李贺“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的意境，痛饮淋漓，忘乎所以，恨不得令银河倒流，让辰光倒转，把自己的一腔郁闷，驱除个干净。兴会不可谓不酣畅了。然而，酒入愁肠，化作的毕竟是相思泪。
紧接着，一气呵成的，就是放笔疾书，不可遏止地倾转，无所顾忌地抒怀，要将那无穷的往事、别后的相思；要将那尘满面、鬓如霜的感慨；要将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一齐泻向笔端。可这些，是有限的篇章、区区的言语不能表达的，他只好借助于欧阳修《赠王安石》的成句，动用一下“翰林风月三千首”了。而竟夕呜咽、愁情满纸的诗篇，寄与伊人，将会带给她新的悲哀。作者仿佛已感到了她的心弦颤动，看到了她的泪眼模糊。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心息之相通，一至于此。魂逐飞蓬。心灵感荡，“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而怨一首短章小令之中，用词代简，以歌当哭，包含了如许丰富的感情容量，传达了如许深微的心理活动，长短句的语言艺术功能也可算得发挥尽致了。
全词以流转自然的音节，迂回曲折的笔势，既缠绵悱侧，又激宕疏爽，以词代简，短篇中含丰富的感情内容，传达出微妙而细致的内心活动，把一种无力排遣的悲凉愁绪发挥得淋漓尽致。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