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
《中牟道中二首》是作者以因仕途一片光明而产生的兴奋心情来写入京途中之所见所感的。这两首绝句八个诗句分别写雨意、归云、坏郭、浮屠、 杨柳、蜻蜓、凉风、尘沙等意象,运用拟人等手法表现了作者服丧后重登仕途的舒畅之情。两首诗各从不同侧面描写,整组诗又是一个整体,情感相同,结构统一。第一首首句为全诗铺设了将雨未雨的背景,为以下的写景提供了依据:浮云游动、蜻蜓低飞为夏季雨前所特有,清风拂动杨柳、裹带尘沙也与欲雨有关;第二首末句与组诗开头形成关联与照应,如果雨意已成,就不会有凉风裹抄而来的形象发生。全诗节奏和谐舒缓,情调幽默风趣。
第一首从大处远处落笔,首句写气氛,满天乌云正酝酿着雨意;次句写雨前天空浮云游动,诗人名之曰“归云”,可见时近黄昏,该投宿了,不过中牟已近在眼前,雨意又“还未成”,所以诗人并不担心中途遇雨使人“断魂”,反而以闲适自在的心情感到飞渡的“归云”在伴送自己行路。第三句写中牟县城,那城郭虽残破,但“依然”二字表明是旧地重来,所以还是给诗人以亲切之感;末句写高高的千伴宝塔迎送着过往行人,三年前它送自己回乡,而今又迎接自己重返仕途。
第二首从细处近处着眼。首句写雨前微风,杨柳摇曳多姿,像是不等待媒介就来向行人讨好;次句写雨前蜻蜓低飞,当它飞近过往人马时,又像有所猜疑,远远飞开。凉风也卷来尘沙,凉风虽适意,尘沙却恼人,于是诗人展开异想,怎能与凉风约定,不要挟带尘沙同来。
两首各有描写侧重,但又是一个整体,其内含的情感相同自不待言,在结构上也是统一的。前首的首句为全诗铺设了将雨未雨的背景,为以下的写景提供了依据:浮云游动、蜻蜓低飞为夏季雨前所特有,清风拂动杨柳、裹带尘沙也与欲雨有关;次首的末句与前首的首句形成关联与照应,如果雨意已成,凉风自不会裹挟尘抄而来了。
二诗作于途中,颇富动感,但其节奏却是徐缓的,好像感到诗人纡徐前进的步伐。归云伴行,浮屠送迎,固然明写出了在“行”;蜻蜓近马而又飞去,可见是缓缓而行;中牟县那残败的城郭不也是随着绝离的缩短而越来越清晰,才使诗人辨认出还和旧时一样吗?一切都在徐缓的旋律中活动,唯独中牟县城依然像过去一样雄踞前方,显示着它的古老与凝重。动与静的和谐统一,使诗歌所构成的意境动而不流于浮,活而不趋于乱。
二诗的突出处在于幽默风趣的情调。这自然和诗人此刻的心情直接相关,但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说,这种情调与拟人手法的运用分不开。此诗的拟人不是简单的叙人拟物,而是在比拟中斌予物以不同的性格,并使物与人进行交住。云能“行”能“归”,已是拟人,而伴人行路,更显出对行人殷勤体贴的情意;浮屠之迎人送人本是人的感觉,而着一“管”字,送迎不但变成浮屠发自内心的行动,而且显示出它对人的热情与诚笃;杨柳之在“招人”,主动地表现出亲昵的情意;蜻蜓“近马”又“相猜”,活泼而又顽皮。这种种事物各自以不同方式与行路的诗人进行着交往,于是唤起了诗人也要与景物进行交往的要求,想与凉风订约了,于是更添了诗的清趣。这颇县特色的拟人手法的运用,使两首绝句风趣幽默的情调油然而生,别具风情。后来杨万里诗歌的“奇趣”与“活法”,恐怕是受到简斋诗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