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这首《度荆门望楚》洋溢着年轻的诗人对楚地风光的新鲜感受。
荆门,由于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吴蜀彝陵之战就曾发生在这里,自古有“荆楚西门”、“荆门十二碚”之称,也是诗人出川,乘流而下的必经之地。这一带,水势湍急,山势险峻,郭景纯《江赋》说:“虎牙桀竖以屹卒,荆门阙竦而盘薄。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由此可见荆门山景观之胜。
首联两句,是作者对自己行程的交代。诗首句“遥遥去巫峡”,“遥”远也,“遥遥”,远之又远。从梓州出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巫峡,巫峡居三峡之中,西起四川巫山县大宁河口,东抵湖北巴东县渡口,全长九十里。过官渡口,至秭国,即“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多里也。”因此陈子昂诗中说:“望望下章台”,“望”,远看,“望望”,一再瞻看。诗人以两组叠字生动地表现他此时心情,巫峡已相去遥遥,家乡更远隔重山。初离故乡,乍入楚境,急切地要饱览楚国风光,因此望之又望。“下”,写出了长江水势,从李白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就不难理解“下”字的意义和力量。“章台”,《左传·昭公七年》:“楚子城章华之台。”楚之章华台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离湖上,也是陈子昂必经之地。“章华台”表明已入楚境。
颔联分承一、二两句。“巴国山川尽”,度过荆门,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巴蜀的奇山秀水此告别。这句不仅是对地理分界的一种说明,更是概写此行所历的巴蜀山川,包括雄奇险峻三峡在内,“尽”字中同样透露出与巴蜀山川告别的依依之情。“荆门烟雾开”,船未到荆门,远望两山对峙,但见烟雾缭绕,看不清前路;船过荆门,则烟消雾散,眼前豁然开朗,展现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开”字正传神地表达出“度荆门”后心胸豁然的那份舒展感和兴奋感。而这种豁然开朗的舒展感又和此前舟行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的险峻逼仄感正形成鲜明对照,“开”字的精切不移于此可见。
颈联两句,诗人更具体地状写楚境胜地。“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两句,对“烟雾开”三字,作具体形象的描绘。城邑分畛域于苍野,可见人烟稠密,城邑不孤;树木断苍郁于白云,足见远树连天,碧野无际。诗人极目纵览,楚天辽阔,气象开阔舒展。
尾联是对“度荆门望楚”全部感受的集中表现:“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古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今有狂歌入楚之客,歌而过荆门。但“今日狂歌客”却显非昔日对现实不满的楚狂,而是对前途充满了美好憧憬的“狂歌”之“客”。“狂”字是对初次离乡“入楚”,走向人生广阔新天地的诗人欣喜欲“狂”的感情的集中揭示。诗写到这里,感情发展到高潮,诗也在“谁知入楚来”的逸兴飞扬、顾盼自得中结束。一结可谓淋漓尽致,神情飞越,颇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味道。用楚狂接舆歌凤典,单取其字面,且将“狂”“歌”“楚”三字巧妙地分置两句,表达与原典完全不同的感情。
此诗笔法细腻,结构完整,由于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又有含而不露的特点。由此读者可以比较全面地窥见诗人丰富的个性与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在宋与西夏的多次战争中,宋军常打败仗,所以听到种谔米脂川大捷的消息使诗人兴奋不已。诗人颂扬了这场胜仗,认为它可以一扫西夏的嚣张气焰,使西北边塞安宁,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并举。全诗构思严谨,属对工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气概,风格雄奇,意境开阔。
首联使用轻笔,点明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忽乘秋”,是说在深秋初冬,宋军突然发动攻击。“一夕收”,即一夜之间便把西夏兵消灭了,结束战事。这都说的是战争进展迅速,平中见奇,渲染了宋军的神奇莫测和迅捷勇猛。然而,诗中暗写宋军的强悍,西夏兵力的劣败。上句称颂“神兵”,下句贱称“妖氛”,爱憎分明。西夏政权的建立人之一李继迁曾经受过宋朝赠送的五州之地,并且担任节度使,而后背叛了宋朝,不以和睦相处,反以兵刃相向。加上王珪曾经为宋军督战而败北,那么他对西夏的感情可想而知,他对宋军此战取胜又是多么兴奋了。
颔联写战果,乐观地展望了大捷后安宁和平的边塞局势。一方面西夏军逃遁,一方面宋阵巩固,边境得以安宁。西夏人以游牧为主,每当秋高草肥时就闯入宋境掠夺。唐宋时把加强西北边防叫“防秋”。首句说宋军“忽乘秋”,即暗用“防秋”意。现在防秋胜利了,北人逃了,边境那边无声无息,所以说“匹马不嘶榆关外”。长城故址西起临洮,到明代加以重修,才以嘉峪关为西端。这里说“长城自起玉关头”,是一种泛泛说法,意思是长城如今得以有首有尾,完整地起到保卫宋朝江山的作用。把这个意思深化一层,就是有了种谔这样的良将,朝廷可以信赖他,就像可以凭仗的长城屏障一样了。这一层曲笔点到了题旨,引起后半篇的感想。
颈联盛赞种谔等人的卓越功勋。诗人没有直接颂扬,而是借用汉唐时代的两个典故,说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定远侯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相提并论。凌烟阁是唐太宗表彰武将战功的建筑物,因为把功臣像画在阁壁上,所以说“绘”。“别绘”,是说宋朝皇帝应该另外造阁,绘上宋将图像。一个“轻”字,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和气概。
尾联语重心长地指出并不缺乏报国志士,像种谔这样的良将,一定会高举战旗,乘胜去收复失地凉州。“莫道”句以否定句式充分肯定了种谔等宋军将士的爱国思想。“行去”以轻松的口吻直抒豪迈之情。结尾特别提到凉州,值得一思。凉州在唐代本来已是边城,到宋代早已不属朝廷管辖了。南宋陆游念念不忘的“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也正是北宋王珪梦寐以求的。
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慷慨激昂的感情。全诗构思严谨,布局恰当;属对工整,用笔稳健;风格雄奇,意境开阔,是一首颂捷奏凯的快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