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发端以“谢公台”起兴，意在写出赴任途中来到友人李公择湖州任所的一种快感。这里的“谢公台”，应当是借喻友人任所。“明月清风”则是运用成语，借以写湖州的自然美，似乎也隐隐象征着友人清高洁白的操守，而以感叹出之，表达了词人的赞赏之情。三、四句转入对旧太守、友人孙觉的怀念：“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二句写出了席间面对新守时对旧守的怀想。随后又回到当前，赞颂新太守、东道主李常的才具：“短李风流更上才。”“短李”与“髯孙”都是用典，正好切合新、旧太守外形与姓氏的特点，前后相映成趣，显得既典雅又诙谐。

　　过片两句对景感时：“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词人以“映酒杯”点明“席上”劝酒的题意，以“满院黄英”写出深秋时节的特征，对“秋色渐摧颓”的概括性描述则寓含着时序迁移的感慨，与上片写到的“旧日”、“重来”这种今昔之感是一脉相通的。最后三句是对明春桃花争开的盛景的想象，词人化用刘禹锡的诗意，变讽刺为赞颂，象征性地赞美了旧太守的政绩，并再度饱含深情地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怀念。“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大概是事业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一种普遍现象。

　　全词，词人表达了对旧太守的怀念，同时也是对新太守的激励，因为未来提起的栽树的“刘郎”，是现在的太守李常。作者题作“劝李公择酒”，其深意或许就在于此。

　　这是一首山水诗，但不是即地即景之作，而是诗人对往年游历的怀念。宛陵三面为陵阳山环抱，前临句溪、宛溪二水，绿水青山，风景佳丽。南齐诗人谢朓曾任宣城太守，建有高楼一座，世称谢公楼，唐代又名叠嶂楼。盛唐诗人李白也曾客游宣城，屡登谢公楼畅饮赋诗。大概是太白遗风所致，谢公楼遂成酒楼。陆龟蒙所怀念的便是有着这些名胜古迹的江南小城。

　　这首诗的佳处不止在描摹山水如画，更在于溶化着诗人深沉的感慨。通观全诗，前二句是平叙宛陵旧游的怀念，说自己从前曾到陵阳山的那个好地方游历，那里有谢朓、李白的游踪遗迹。后二句是回忆当年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傍晚，在句溪、宛溪旁缓步独行，夕阳斜照水面，那叠嶂楼的倒影映在水中，它那酒旗仿佛飘落在春天流水中。那情景，最惹人思绪了。惹起的思绪是什么，惹起思绪的原因是什么，诗人没有说，也无须说破。前二句既已点出了诗人仰慕的谢朓、李白，后二句描摹的这帧山水图所蕴含的思绪感慨，不言而喻，是与他们的事迹相联系的。

　　谢朓出任宣城太守时，很不得意，“江海虽未从，山林于此始”（《始之宣城郡》）。李白客游宣城，也是牢骚满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然而谢朓毕竟还有逸兴，李白更往往是豪游，青青的陵阳山上，那幢谢朓所筑、李白酣饮的高楼，确令人思慕向往。而自己一介布衣，默默无闻，虽然也游过这陵阳佳地，却不能为它再增添一分风韵雅胜。于个人，他愧对前贤；于时世，他深感没落。因此，回想当年旧游，只有那充满迷惘的时逝世衰的情景，给他难忘的深刻印象。这就是西斜的落日，流去的春水，晚风中飘摇的酒旗，流水中破碎的倒影，构成一幅诗意的画境，惹引无限感慨的思绪。由此可见，这首怀念旧游的山水诗，实质上是咏怀古迹、感时伤世之作。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显然在于炼词铸句，熔情入景，因而风物如画，含蓄不尽。前二句点出时间、地点，显出名胜、古迹，抒发了怀念、思慕之情，语言省净，含意丰满，形象鲜明，已充分显示诗人老到的艺术才能。后二句深入主题，突出印象，描写生动，以实见虚，在形似中传神，堪称“画本”，而重在写意。李商隐《锦瑟》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那种无望的迷惘，在陆龟蒙这首诗里得到了十分相似的表露。也许这正是本诗的时代特色。诗歌艺术朝着形象地表现某种印象、情绪的方向发展，在晚唐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趋势，这诗即其一例。

　　钱钟书评论李贺说：“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永叹。”（《谈艺录》十四）李贺诗歌常常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看法较全面，议论较透彻的，当数《苦昼短》。

　　全诗分为三段，每段反映作者思想的一个侧面，合起来才是他对问题的全部看法。

　　诗的前十句（从开头至“太一安有”）为第一段。诗的开头，诗人请时光呀停下喝酒。之所以要向时间劝酒，是因为诗人对此深有感触：一是概叹时光飞逝，人寿促迫。诗人说自己不知道天地间许多深奥的道理，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光阴流逝，岁月蹉跎，人生没来得及干点事业，生命就白白消耗了。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忧虑与恐惧，一个“煎”字，表现出虚度年华的痛苦心情；一是认识到人生必死的道理。人活在世上，必须依靠食物来维持生命，吃熊掌则肥，吃蛙肉则瘦，这是食物在生命系统中的作用，世界上根本没有不食五谷、断绝烟火的神仙，因此，谁都不免一死，生老病死乃是天地间无法抗拒的规律。对于人生，对于死亡，人们很早就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诗人因其多愁善感，生命的旅程屡遭挫折，对此想得则更多更深。这里，诗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诗人将劝酒的内容放在诗的开头，使作品具有一种新奇突兀之感，同时也表明诗人已大彻大悟，对时光不存任何芥蒂。接着又以“吾不识”与“惟见”相配合，排除不相关的事情，将目光聚焦到人寿短促一点上，既照应了题目“苦昼短”三字，又使作品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以此为纲，展开后面的内容。“神君何在，太一安有？”是个反问句，答案是不喻自明的。经过一番求索，诗人完成了他的心路历程，整段内容，一气呵成。

　　中间八句（从“天东有若木”至“少者不哭”）是第二段。前面一段，诗人理智地解答了心中的困惑，如果诗歌就此停住，好像少了点什么。这一段，诗人凭借神话传说，倾诉了对生命的美好愿望。诗中说天的东面有一棵大树，名叫若木，它的下面有一条衔烛的神龙。传说中的若木在西北海外大荒山之中，衔烛龙也是在天西北某个幽冥无日的国度，诗人显然将古代神话作了改造。诗人作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斩断神龙的腿，把龙肉吃了，太阳无法运行，昼夜不在更替，时间也就凝固不动了。如此，生命得以永存，人们不必为此哀伤了。

　　这是诗人的幻想，这个幻想充满着激情与浪漫的气质。现实中的缺陷，在幻想中得到满足，所以，尽管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却依然有着永久的魅力，它闪亮着理想与智慧之光，使艺术得到升华。

　　诗的最后六句（从“为何服黄金”至结尾）是第三段。这一段，诗人讥刺了那些想通过求仙获得长生的人的荒唐愚昧。

　　服黄金，吞白玉，是道教中的服食方法，据说可以成仙，至于实际效用如何，“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拿骑驴升天的任公子来说，同样是虚妄的传说。诗人清楚地知道幻想与现实是有区别的，成仙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世上偏有一些人热衷此道，连秦皇汉武这样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免俗，他们求仙长生的举动最终化为泡影，成了后人的笑柄。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结纳方士，遍祈名山大川以访神仙，又造仙人承露盘，调甘露，饮玉屑，冀求长生。《汉武帝内传》说，武帝死后，梓棺响动，香烟缭绕，尸骨飞化仙去等。诗人却说：“刘彻（武帝）茂陵多滞骨”，墓中所存，只是一堆浊骨，根本没有什么成仙之事。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忙于寻找不死之药，派方士入海求仙。结果身死巡游途中，耗费许多鲍鱼，难掩尸体的腐臭，从“多滞骨”、“费鲍鱼”数字中，诗人对历史上愚妄的统治者作出无情的嘲讽，锋芒十分犀利。

　　统治者求仙长生的举动，是想维持长久的统治，永远享受奢华的生活。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劳民伤财，虚耗国库，使这种愚昧的举动升级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危害特别严重。李贺有意提出秦皇汉武，对他们的求仙加以讽刺，是有所寄托的。当时，唐宪宗李纯“好神仙，求方士”，任命一个名叫柳泌的江湖术士为台州刺史。大臣们进谏，他却说：“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可见已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这种迷信的风气又在统治阶层中蔓延开来，甚至有因服食中毒身亡的。李贺此诗对那些人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如能好好倾听诗人的忠告，可以免去一场无妄之灾。

　　诗的第一段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年命短促的慨叹，二是以理智的态度看待人生。诗的第二段、第三段分别对这层意思加以发挥，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升华了第一段的主旨。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脱出了一己私念，对人生，对社会怀着一种大悲悯，只是说出口来却是一阵阵冷嘲热讽。诗中有很多疑问句，安排在段落衔接之处，起着增强语气与感情色彩的作用，使诗歌富于一种波澜起伏的动感。诗人又把“食熊则肥，食蛙则瘦”与“斩龙足，嚼龙肉”联系起来，使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故事充满了烟火味与人情味，形成李贺诗歌独特的艺术境界。加上青天、黄地、白玉、黄金、碧驴等多种色彩的调和搭配，真有点古色斑烂的味道。全诗没有很多的藻饰，也不着意于景致的描绘，但由于诗中充沛的激情和丰富的艺术手法，使得这首议论性很强的诗歌显得回旋跌宕而又玩味无穷。

　　词的上片主要描述词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起笔自报家门，直陈心迹，态度散漫，老气横秋。“未老心先懒”，词人还未曾衰老，却看透世情，失却斗争与进击之心的消极精神。颓莫大于心懒。然这种状态不会是天生如此，而或是人生灾厄、磨难使然。词人从自号、自诉心志到下文铺陈居处条件与处世态度，均浸染了道家的简淡无为。“爱学道人家”以下统承“心懒”而来，极言日常需求的简便。先言用物，“办”字领起，只办读写用竹几、煮茗用茶碗、憩坐用蒲团。次言隐居的生活环境，人青山一角，结草屋三间，小径通幽，清溪如带，绿竹绕宅。这里没有侯门深宅的楼台广厦、高车驷马、酒绿灯红，没有烦闹的送往迎来，没有无聊的笙歌宴集，没有不测而至的风云变幻。这里的主人可以焚香煮茗，倚竹闲吟，登山长啸，或垂钓清溪。假如人世间没有民族与家国利益需要去奋斗，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无可厚非。然而这正是南宋倾覆前二、三十年间，战云四合，血雨飘风，词人躲进青山，不免过于冷漠，过于忘情。

　　词的下片叙述自己待人处世的方式和态度。“客来便请”，一个“便”字，既无热情，亦不冷面拒人于千里。抽身世外而并不与世隔阻，清高中含着通达。“若肯小留连，更薄酒”，仍旧是待人以不即不离。词人老实道来，始终没有斩断与尘世关联的尾巴。“吟诗度曲，风月任招呼”，既应开篇“懒”字，又呼出下文“不关心”云云，是说随意写点文词，吟风弄月，而决不关涉邦国民生。“身外事，不关心，自有天公管”是“风月任招呼”的进一步渲染。但说多了，似乎反出破绽，“不关心”反而像是并未忘怀。天公，天地造化；或另有人事所指。那么末句则是一种对于“管”者有所愤愤的讥诮。联系他也曾那样地想参预与投入，那么这消极里或都含着对于“管”者、统治者的无能的愤愤之音。当然字行间的这种声响极其微弱。

　　全词措语平白，疏于锻炼；顺序而写，无意谋篇。唯用意老实，接物通达，于世情世事并未完全忘怀，故不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