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先描写了独乐园的自然环境与园中景物,并设想园主人饮酒下棋的闲适生活。然后委婉地叙述司马光虽云“独乐”,而实际上洛阳名士定将聚集在他周围,标榜“独乐”,其实内里有许多难言的隐衷,诗人对此表示了深深的理解。诗中又用《庄子·德充符》及老子句意,赞誉司马光才全德充,众望所归,“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他想要逃名避世,怕是难以办到,于理亦不合。篇末几句便以嬉笑戏谑的口吻激励司马光,当以政事为重,不宜一味装聋作哑,表达了对他真实地发表政见以及盼其重新入朝执政的殷切希望。此诗观点鲜明,议论直率大胆。
诗的主旨,据苏轼《乌台诗案》自言:“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全诗分四段:
“青山在屋上”八句为第一段,正写独乐园。前四句写园的自然环境、园中景物;后四句以花、竹、棋、酒概括园中乐事。据《独乐园记》:园中有见山台,可以望见万安、轩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侧”说的就这样的景致。园内又有浇花亭、种竹斋,故说“花竹秀而野”。诗的首四句形象地概括了《独乐园记》文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纪昀评价“直起脱洒”是恰当的。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此诗用自然脱洒的笔调极写园的朴野之趣,是和园的“卑小”和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相一致的。又,如前所述,苏轼并未亲涉园地,只是根据《独乐园记》的内容加以概括,如果写景过细,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党。胡应麟《诗薮》讥此四句为“乐天声口”,“失之太平”,“取法”太“近”,意思是说它缺乏盛唐诗人的那种“高格响调”。他不理解诗人的审美情趣是不能离开审美对象的特征的。
“洛阳古多士”六句为第二段,是由“独乐”二字生发出来的文字。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司马光把园名叫做“独乐”,是因为“自伤不得与众同也”。这虽是司马光《独乐园记》文中所包含的意思,但说得太直露,太简单。苏轼这里却放开一步,绕一个弯,从“与众乐”中来突出“独乐”,更觉深婉有致。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名流荟萃的地方,风俗淳美,即使高卧不出,周围的朋友也会云集在周围,那是不可能不“与众乐”的;所以用“独乐”来命名,并非真有遁世绝俗之意,只不过是“有心人别有怀抱”罢了。“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二句,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用意略同。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文和诗,其弦外之音,都流露出一种失职者的不平,苏轼深知此意,但说得十分委婉、曲折,所谓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行文妙处。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如满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用以指司马光在洛阳的朋友们。
“才全德不形”以下八句是第三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这一段承接上文“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这层意思加以发展,先引老子、庄子之语作一顿挫,随即递入全诗的主旨。“才全德不形”,用《庄子》原话。《庄子·德充符》篇说,卫国有个叫哀骀它的人,外貌十分丑陋,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他的吸引,离不开他。鲁哀公和他相处不久,竟至甘心情愿想把国政交托给他,还生怕他不肯接受。庄子说,这是由于他“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按照庄子的意思就是把生死、得失、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与誉,乃至饥渴、寒暑等等都看成是一种自然变化,而不让它扰乱自己的心灵。所谓“德不形”,意谓德不外露。德是最纯美的内心修养,虽不露于外,外物却会自自然然来亲附你,离不开你。按照《老子》的说法:“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人是愈不出名愈好的。就算无求于世,把毁誉、得失看得很淡,但如果才德俱全,众望所归,想逃脱名声也是不可能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诗中“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的旗帜,士大夫不满新法的,寄希望于司马光的起用。《乌台诗案》里说:“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这正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名声逐吾辈”四句是第四段,把诗人自己摆进去了。诗人说,我们都背上了名气太大这个包袱,用道家的话说,真所谓“天之谬民”,是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奇怪的是你近年却装聋作哑,不肯发表意见了。《乌合诗案》说:“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东都事略》记司马光退居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司马光自己也曾在神宗面前公开承认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像苏轼那么天真,他是很老练的。
此诗借“题独乐园”的题目,对司马光的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进行了深微的描写和刻画。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主题,苏轼向来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全诗于脱洒自然中别有一种精悍之气,苏轼前期的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青山环绕在你的屋上,溪水周流在你的屋基。
中间有五亩园林,花竹秀美而充满野意。
花香扑上你手杖和鞋履,竹色沉浸到你酒杯里。
你畅饮美酒度着余春,悠然的棋局消磨了炎夏。
洛阳自古以来多有名士,风俗至今还十分尔雅。
竹生您闲卧不出,名流却聚集到你的家。
古人虽说过和众人听乐更加快乐,而您,却标榜是一个独乐者。
您才智完备德不外露,珍视的是极少有人了解我。
但又是为了什么您竟使海内的人都盼望您陶冶天下?
小孩子知道君实的大名,贩夫走卒也懂得崇敬司马?
背负着这样的盛誉您能逃往何处?造物者最终不会舍弃我们。
近些年声名追逐着我们,这罪过是老天爷所加。
我倒真要拍手笑您竹生,连年来沉默不言装聋作哑。
注释
五亩园:泛指园林,五亩非实指。
杖屦:手杖与鞋子。
盏斝:即指酒杯,斝,古代铜制酒器,似爵而较大。
尔雅:谓近于雅正。
不出:谓不出仕朝廷。熙宁三年(1070),神宗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光上疏力辞,请求外任。
冠盖:本指官员,此指名流。
洛社: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满如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指司马光与富弼等人。
“才全”句:《庄子·德充符》:“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不外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才全,才智完备。德不形,有最高的道德修养而不外露。
不我舍:“不舍我”的倒文。
赭:指赤褐色衣,古代囚徒穿红衣,因亦称罪人为赭衣。此处谓加罪于身。
喑哑:喻沉默不言。
这首诗首先描写了独乐园味自然环境与园中景物,并设想园乐人饮酒下棋味闲适生活。然后委婉地叙述司马光虽云“独乐侧,而实际上洛阳名士定将聚集在他周围,标榜“独乐侧,其实内里有许多难言味隐衷,诗人对讥表示了深深味理解。诗中又用《庄子·德充符》及老子句意,赞誉司马光才全德充,众望所归,“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侧,他想要逃名避世,怕是难以办到,于理亦不合。篇末几句便以嬉笑戏谑味口吻激励司马光,当以政事为重,不宜一味装聋作哑,表达了对他真实地发表政见以及盼其重新入朝执政味殷切希望。讥诗观点鲜明,议论直率大胆。
诗味乐旨,据苏轼《乌台诗案》自言:“讥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侧全诗分四段:
“青山在屋上侧八句为第一段,正写独乐园。前四句写园味自然环境、园中景物;后四句以花、竹、棋、酒概括园中乐事。据《独乐园记》:园中有见山台,可以望见万安、轩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侧。“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侧侧说味就这样味景致。园内又有浇花亭、种竹斋,故说“花竹秀而野侧。诗味首四句形象地概括了《独乐园记》深中味很大一部分内容。纪昀评价“直起脱洒侧是恰当味。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侧讥诗用自然脱洒味笔调极写园味朴野之趣,是和园味“卑小侧和乐人公味思想、性格相一致味。又,如前所述,苏轼并未亲涉园地,只是根据《独乐园记》味内容加以概括,如果写景过细,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真实味感党。胡应麟《诗薮》讥讥四句为“乐天声口侧,“失之太平侧,“取法侧太“近侧,意思是说它缺乏盛唐诗人味那种“高格响调侧。他不理解诗人味审美情趣是不能离开审美对象味特征味。
“洛阳古多士侧六句为第二段,是由“独乐侧二字生发出来味深字。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司马光把园名叫做“独乐侧,是因为“自伤不得与众同也侧。这虽是司马光《独乐园记》深中所包含味意思,但说得太直露,太简单。苏轼这里却放开一步,绕一个弯,从“与众乐侧中来突出“独乐侧,更觉深婉有致。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名流荟萃味地方,风俗淳美,即使高卧不出,周围味朋友也会云集在周围,那是不可能不“与众乐侧味;所以用“独乐侧来命名,并非真有遁世绝俗之意,只不过是“有心人别有怀抱侧罢了。“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侧二句,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味“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侧用意略同。司马光味《独乐园记》深和诗,其弦外之音,都流露出一种失职者味不平,苏轼深知讥意,但说得十分委婉、曲折,所谓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行深妙处。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如满等结社于讥,号称“洛社侧,讥借用以指司马光在洛阳味朋友们。
“才全德不形侧以下八句是第三段,是全诗味乐旨所在。这一段承接上深“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侧这层意思加以发展,先引老子、庄子之语作一顿挫,随即递入全诗味乐旨。“才全德不形侧,用《庄子》原话。《庄子·德充符》篇说,卫国有个叫哀骀它味人,外貌十分丑陋,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特殊味吸引力,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他味吸引,离不开他。鲁哀公和他相处不久,竟至甘心情愿想把国政交托给他,还生怕他不肯接受。庄子说,这是由于他“才全而德不形侧。所谓“才全侧,按照庄子味意思就是把生死、得失、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与誉,乃至饥渴、寒暑等等都看成是一种自然变化,而不让它扰乱自己味心灵。所谓“德不形侧,意谓德不外露。德是最纯美味内心修养,虽不露于外,外物却会自自然然来亲附你,离不开你。按照《老子》味说法:“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侧人是愈不出名愈好味。就算无求于世,把毁誉、得失看得很淡,但如果才德俱全,众望所归,想逃脱名声也是不可能味。《渑水燕谈录》:“司马深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侧诗中“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侧,说味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味旗帜,士大夫不满新法味,寄希望于司马光味起用。《乌台诗案》里说:“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讥法也。侧这正是全诗味乐旨所在。
“名声逐吾辈侧四句是第四段,把诗人自己摆进去了。诗人说,我们都背上了名气太大这个包袱,用道家味话说,真所谓“天之谬民侧,是无法推卸自己味责任味。奇怪味是你近年却装聋作哑,不肯发表意见了。《乌合诗案》说:“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侧《东都事略》记司马光退居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侧。司马光自己也曾在神宗面前公开承认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侧。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像苏轼那么天真,他是很老练味。
讥诗借“题独乐园侧味题目,对司马光味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味矛盾进行了深微味描写和刻画。在当时味党派斗争中,这是一个很尖锐味政治乐题,苏轼向来是不隐瞒自己味观点味。全诗于脱洒自然中别有一种精悍之气,苏轼前期味作品往往具有这样味特点。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词的上片写的是作者青年时期那段传奇般的出色经历。“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上句写作者年青时参加领导抗金义军,曾率领过上万人的队伍;下句写自己率领精锐锦衣骑兵渡江南来。“锦襜突骑”,即穿锦绣短衣的快速骑兵。“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具体描写南奔时突破金兵防线,和金兵战斗的场面:金兵晚上准备箭筒,修筑工事,而宋兵拂晓便发起了进攻。燕兵,指金兵。“夜娖银胡觮”,夜里整理兵器(准备天明的战斗),侧面说明义军进兵神速,出其不意。娖,通“捉”;胡觮,箭袋。一说,枕着银胡觮而细听之意。娖,谨慎貌;胡觮是一种用皮制成的测听器,军士枕着它,可以测听三十里内外的人马声响,见《通典》。两说皆可通,今取前说。“汉箭”句,指义军用箭攻击金人。金仆姑,箭名,见《左传·庄公十一年》。四句写义军军容之盛和南奔时的紧急战斗情况,用“拥”字、“飞”字表动作,从旌旗、军装、兵器上加以烘托,写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极为饱满有力富有感染力。
作者回忆青年时代自己杀敌的壮举和抗敌的战斗,豪情壮志溢于笔端,他怀着一片报国之心南渡归宋,满怀希望地打算为宋杀敌建功,但却不被高宗重用,亦不采纳他的平戎之策,长期被闲置不用,使他壮志沉埋,无法一展怀抱。因此在转入下片后,追怀往事,不免深深地叹息:“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上二句今昔对照,一“追”一“叹”,包含多少岁月,多少挫折;又灵活地从上片的忆旧引出下片的叙今。第三句申明“叹今吾”的主要内容。草木经春风的吹拂能重新变绿,人的须发在春风中却不能由白变黑。感叹青春不再,韶华易逝的可惜,这是一层;白髭须和上片的壮岁对照,和句中的春风对照,又各为一层;不甘心年老,言外有壮志未能彻底湮灭之意,又自为一层。一句中有多层含意,感慨极为深沉。“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最鲜明、最典形最生动的形象,突出作者的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突出他一生的政治悲剧,把上一句的感慨引向更为深化、极端沉痛的地步。平戎策,指作者南归后向朝廷提出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价值的抗金意见书。上万字的平戎策毫无用处,倒不如向人换来种树书,还有一些生产上的实用价值。这是一种政治现实,对于作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感受,不言而喻。陆游《小园》诗:“骏马宝刀俱一梦,夕阳闲和饭牛歌。”刘克庄《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词中的“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和这两句意境相近,也写得很凄凉;但联系作者生平的文韬武略、英雄事迹来看,这两句的悲慨程度还更使人扼腕不已。
这首词以短短的五十五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一个抗金名将的悲惨遭遇。上片气势恢宏,下片悲凉如冰,心伤透骨。悲壮对照,悲壮结合,真如彭孙遹《金粟词话》评辛词所说的:“激昂排宕,不可一世”,是作者最出色、最有分量的小令词。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 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 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的‘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不是‘首先’和 ‘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
元代人虞集生长于江南,但仕宦生涯又使得他不得不留在北方的大都(今北京)。他在晚年曾屡次请求回到南方,但终不获允许,乡关之思由此而愈加浓烈。此诗正反映他的这种乡愁和苦楚的心理。
“何处它年寄此生”,来自于诗人凄楚的内心深处。他在经历了难熬的宫廷生计,又久羁京师不得南归之后,自然便产生了人生如寄的悲凉念头。人生如寄、人生如梦及人生如戏的思想都源自佛教,反映的是人生的虚幻不真,认为人生不过是暂时寄寓于世界上的空皮囊而已。虞集的发问并非懵懂,而是十分清醒的明知故问,这种人生如寄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上,所以他做官虽然官至翰林院学士、国子祭酒也坚决地要求回归江南的家乡。
“山中江上总关情”,指的是哪怕是隐居山中或是浪迹江湖寄此余生,都不能忘却魂牵梦绕的乡关之情。当然,这“山中江上”也代指江南的青山绿水,在那里有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画舟横笛,酒旗招摇,家乡的一草一木总让诗人牵挂着哩。“总关情”指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乡关之思的落脚点总是倾注在江南故土之上。
“无端绕屋长松树,尽把风声作雨声”,传达的是诗人那种无法排遣的乡愁。诗人在院中独坐而思、而愁,竟然会埋怨起那绕屋而长的高高松树身上来了。绕屋的松树长而高,表明诗人居京师此屋已多年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岁月的流逝更加重诗人乡思的凝重。不仅如此,这松树又毫无理由的总是迎风发声,诗人每每听来仿佛又回到了江南的雨声里。
“尽把风声作雨声”的不是松,而是诗人的内心错觉,这种错觉恰恰真切地反映出了诗人愁情的深植与难以驱除。诗人不仅对江南的江山景物关情,即使是北方的草木入眼入耳作声都会使他联想到江南的江涛雨声。可见诗人的乡关之思已使他进入痴迷的状态,成了他的心病。“尽把风声作雨声”也是诗人的愤激之语,独坐而思又难解乡愁之时,就连呜咽的松风也被牵连进来,成为诗人的怪罪对象。
诗题为《院中独坐》,含有深刻的孤独和寂寞的意思,他的这种乡关之思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所藏的家国意识,故借院中的松树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大诗人李白有《独坐敬亭山》一诗,是借孤云寄托自己的孤独,虞集《院中独坐》亦从松风中找到寄托的对象,并从风声的倾听中听出江南春雨的消息,其内心的痛楚也超越他个人内心的疆域成为世人可以共鸣的故土家园意识,从而传达出“独坐”的神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