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别后相思之深，相逢无望之恨。全词一共可以分为三层。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是第一层。作者用简洁的词句，描绘了一幅秋夜河汉图。天，深邃，高远；天上繁星，清冷、光亮，就像无数盏灯悬挂在秋城的上空。星河，无边无际，将人的思绪引向远方。这一层是在为写相思渲染凄清的气氛。
“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别离，”是词的第二层，这又是一幅图画。在凄冷的拂晓时分，“愁人”披衣下床，仰望天空，思念着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相思”是这首词的中心。“起望”说明秋城河汉图是“愁人”眼中景。“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张九龄《月夜怀远》），这一夜辗转反侧，因无法入睡，才起望相思，看到广阔星河，让人顿觉长夜漫漫。这起望相思的情景又让人联想到“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丕《燕歌行》）的意境。她望着银河，想着对方此时也许同样在仰望星空思念自己，这时，他们的心贴近了。这种神交是他们唯一的联系。虽然她暂且把自己的情思寄给河汉，河汉却引起她新的更深的忧愁。“塞北江南别离”写的是离别，想的是相逢，比相思更进一层。他们的离别是塞北江南的遥远离别，相聚的路途阻隔这千山万水。鱼雁传书恐怕都做不到。相逢的渴望在这天遥地远的困难中愈显强烈。
末句“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由相逢的渴望进而想到相逢的可能性。仰望银河，想到牛郎织女，于是联系双方的心的银河仿佛横亘在江南和塞北之间，阻绝了他们相会的道路。
这首词，既写了“愁人”长夜不眠，起望相思，这是写离情别绪的诗词里常见的；也写了别后相逢难再，这在诗词中也不乏先例。但以前诗词中“相见时难”的慨叹多来自蓬山万重式的人为阴隔，而这首词把离恨的长久与空间的无限连接起来，形成因果关系。这两人江南塞北之距，犹如牛郎织女的银河之阻。空间大，成了他们相见难的原因。距离遥远，相见无期是主人公愁苦的两端。这是在交通不便，地球显得特别大的古代，空间感必然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的强度，随着相思之情的发展而增大。词作开始写眼前景相思情，是以往愁绪的延绪。接着写当想到他们之间的距离时，她的忧思加重，末句联想到未来，以“路绝”写别离的痛楚。相逢的机会因为路途遥远而断绝，这样的离别与死别有什么区别呢？全词在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气氛中结束。
作者来到未央宫殿的遗址，登上那高大的土台基，思接千载，自然想到了这座宏伟宫殿的营造者，那些辅佐汉高祖刘邦创建大汉帝国江山的开国元勋们，尤其是被刘邦称为“人杰”的张良、萧何、韩信，即世称之为“三杰”者。此三人，或“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让不绝于粮道”，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被封公封侯。反思自己，宦途坎坷，如今“白发满头新”（[中吕]《喜春来》）而壮志未酬；张良和韩信，为刘邦开创天下，尽心竭力，建立殊勋，然而当刘邦坐稳皇帝之后，前者被迫急流勇退，后者被杀害于长乐宫钟室之中。想到自己“中年才过便休官”（[双调]《水仙子》），又曾因上疏谏内廷元夕张灯事被迫弃官归去，如今虽接受朝廷任命，在关中救灾，但以后的情况又会如何，追忆历史，凭吊古人，想及现实，感念自身，让他“见遗基，怎不伤悲”，写得言真理至，水到渠成，深沉而自然。
下面“山河犹带英雄气，试上最高处闲坐地”二句，应颠倒一下先后次序去理解。作者登上未央宫遗址那高大的土台基之上，举目四望，心胸顿时为之开扩，刚才那种略带伤感的意绪倏然逝去。关中真乃帝王之乡，金城千里，三杰的英名和事业，好象使壮美的山河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向东望去，美丽的山川如在图画之中，向西望去，美丽的山川也如在图画当中，祖国的美丽山河，使诗人心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在这里，作者仰慕三杰的英气长存，为河山生色，也就是仰慕三个人物的壮志与功业，这种仰慕之中自然也就透露出作者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结合作者在关中救灾时的勤政爱民诸事来看，这样的理解就更有根据了。
这支怀古曲由缅怀历史人物写起，缘事抒情，感情的旋律始抑终扬，先含蓄后明快，起伏跌宕，韵味悠长。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