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是白居易为妇女呐喊不平的名句，表现了诗人对封建时代下层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关注。在这首原调《浪淘沙》小词中，他又通过对一位思妇复杂微妙的内心矛盾的描绘，真实地表现了妇女对爱情的忠贞和悲惨的境遇。
发端二句，劈空发问：“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以水喻情，此为古诗所常见。在人们看来，汹涌澎湃而来去倏忽的潮水，与负心汉那狂热似火却须臾即逝的短暂之情多么相似；而那浩瀚永恒的大海，则正如痴情女那缠绵忠贞的爱的胸怀。可是，诗人笔下这位女子对此却不以为然，予以否定。在她眼中，江潮海水哪能与郎情己意相比呢？此言与众不同，一反常理，而反问句式更强调其意。一下紧扣人心，感到新颖奇特，不知何故：是水长情短，还是情深于水？急于得知答案。这样就为下文的申说发挥作好有力的铺垫。
紧承此意，转句即申说其由。“相恨不如潮有信”，以君、潮相比。潮水已是变化不定的了，但潮涨潮落，毕竟还有其定时，而君之离去，渺无归期，可见君不如潮，对比之下，更衬出君之薄情，令人相恨。同时，诗人在此化用了李益《江南曲》诗意：“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从而暗示出这是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女子，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极为常见。当时官府重商弃农，盐商和珠宝大贾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姓名不在县籍中”，“不属州县属天子”，他们牟取暴利，生活豪奢，玩弄妇女，喜新厌旧，自然谈不上什么爱情专一。“商人重利轻离别”、“日日逐利西复东”，故商人妇便更要常受“来去江口守空船”之苦。了解这一背景可更深一层地理解此句之意。
既然君不如潮，则水就不似君情。意思本已很明白，似可就此住笔。然诗人意犹未尽，却翻空出奇，推出“相思始觉海非深”的妙句作结。短短七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首先，它在上句君情潮水相比君不如潮的基础之上，再分别从情与水两方面加以延伸，将妾心与海水相比，谓妾心深于海。同与水比，或不及，或过之，已自见出高下。而这两组对比又通过潮不如海这客观差异而相联系，使君情与妾心之间形成更鲜明突出的反差。可谓匠心独运，出人意料，极为夸张而形象地渲染出君之负心与妾之痴情，起到了进一步深化主题的艺术效果。其次，“相思”与上句“相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巧妙地给我们展示出思妇那复杂微妙的心理。她既恨君不如潮，却又非李益笔下那位意欲“嫁与弄潮儿”的妇女一样泼辣决绝。而是相恨又无奈，恨罢仍相思，思与恨交织融合，难以区分。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有助于突出其忠贞不渝，情深于海；另一方面也更真实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下层妇女孤立无援的不幸命运和深受残害的悲剧性格，因而更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在当时的罪恶制度下，她们除了默默的忍耐、无望的期待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故作者所揭示的思妇心理，不仅有对负心汉的谴责，也暗含对黑暗现实的讽谕。第三，“始觉”二字，说明君之薄幸、妾之深情都是在痛苦相思之中悟出，同时还照应了上联，说明那异于常理之问并非来无端绪，而正是相思女子久经失望折磨后之体验所得。这样，便充分地传达出无比深切的酸楚，凄婉动人。
由此可见，白居易诗并非只是如前人所批评的那样直露无隐。这首小词既借鉴民歌常见表现手法，质朴明快，天然无饰，而又言简意赅，细腻而生动地表现出一位与琵琶女身世相同的思妇的复杂矛盾心理。含蓄深婉，怨而不怒，堪称民间词与文人词结合的典范。
这首词描写离愁别恨。
上片写离愁。“彩舟载得离愁动，无端更借樵风送”二句，想象十分丰富，构思奇特，它突破了向来以山、水、烟、柳等外界景物来愈愁的手法，把难于捉摸、无踪无影的抽象愁情写得好像有了体积、有了重量。这里，“彩舟”指行人乘坐之舟。长亭离宴，南浦分手，一片哀愁。现在，兰舟已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随着兰舟的渐渐远去，哀愁不但没有减轻，所而愈加凝重。他的心头仍是那样的悲哀，以致觉得这载人的舟上，已经载满了使人、使舟都不堪负担的离愁同行，无法摆脱，无法疾驶。后来李清照《武陵春》中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恐怕就是受此词的影响。“无端更借樵风送”紧承上句，船借着顺风飞快地远航而去，那伫立在岸边送行人的倩影，很快就不见了。词人五内俱伤，哀感无端，不由地对天公产生了奇特的怨责：为何偏在这个时候，没来由刮来一阵无情的顺风，把有情人最后相望的一丝安慰也吹得干干净净呢！这句中，“无端”即无缘无故之意。“樵风”，典出《会稽记》。郑宏年轻时上山砍柴，碰到了一位神人。他向神人请求若耶溪上“旦，南风；暮，北风”，以利于运柴，后果如所愿。故“樵风”即有顺风之意。
“波渺夕阳迟，销魂不樵持。”二句变上面的郁结蟠曲为凌空飞舞，由疏转密，情中布景，词人展望前程。天低水阔，烟波茫茫。一抹夕阳的余晖，在沉沉的暮霭中看去是那般的凄凉、毫无生机与情趣。独立在这苍茫的夕阳下的舟中，那孤舟中的离人怎能不有“销魂不樵持”的悲叹呢！这两句景中含情，情中有景，真所谓情景相生，互相映衬，相得益彰了。词人“不樵持”的不仅因为那“波渺”、那“夕阳迟”暮，而且更有那浓浓的“离情”和那不解人意的“樵风”。因此，“销魂不樵持”一句便是上片的总结，由此过渡到下片。
下片是对孤独凄凉处境及其心态的描写。“良宵谁与共，赖有窗间梦”这二句由上片的白日的离愁而转写别夜的落寞惆怅及其凄凉。词人明知这别后无人共度良宵，而又故作设问，进一步凸现了心头的凄凉、处境的寂寞冷清及其对爱情的忠贞不二。词人现在只有独卧窗下，在神思魂萦的梦境中才能和心上人再次相见。这里一个“赖”字，说明词人要把梦中的欢聚作为樵己孤独心灵的唯一感情依托。这一问一答，有力地表现了词人别后孤独凄凉落寞的心态。
“可奈梦回时，一番新别离”二句紧承上句而来。词人只有在梦中与情人相见，但梦毕竟是虚幻的、短暂的。梦中的欢聚，只不过是词人苦思冥想而成的一种超现实的精神现象反映而已。梦中的欢会虽然是热烈的、缠绵温馨的，无奈梦毕竟是要醒的。待到梦醒之后，那番梦中相会的欢乐却又导致了“一番别离”的痛苦！词人越是将梦中的欢会写得热烈缠绵，就越反衬出现实生活的悲凉、痛苦。
这首词上片联想奇特，怨责无端；下片文心跌宕，一波三折，写有情人分别后思想感情的变化，摇曳多姿，极其细腻传神，这也是贺词的艺术风格之一。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情感。首联说应季节时令而产生的景物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所引起的秋思却这样令人心神沮丧呢？颔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继续描绘“节物”，咏尽秋日佳趣。那么，究竟为何而心绪黯然？该联采用白描的手法，将酒旗招摇于西风中，菊花在细雨中盛开之景形象描述，以乐景衬哀情照映首联，并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情的黯然。颈联告知我们，诗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茫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中无补的苟且生活，所以尾联便写作者归隐的思想。这就是诗人心绪黯然的所在。
秋天，草木黄落，原野萧条。苍凉凄清的景象，最易触动离人游子的伤感，勾起羁旅行役的乡愁。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首开其端，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从各自的身世经历，以“悲秋”、“秋兴”、“秋怀”为题，抒发了思乡怀人的感慨。如黄庭坚的“茅堂索索秋风发，行绕空庭紫苔滑。蛙号池上晚来雨，鹊转南枝夜深月。翻手覆手不可期，一死一生交道绝。湖水无端浸白云，故人书断孤鸿没。”(《秋怀》二首之二)便是这类感秋抒怀诗中的佳作。这两首《秋怀》诗，并未凭秋色诉离情，托秋意写别恨，而是借秋景表达他们的忧国之心，格调高致。
欧阳修诗的首联“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用反问句式，点明自己热爱自然而又心绪黯然的矛盾。秋天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是五谷登、山果熟、菊黄蟹肥的季节。这样的季节，本应令人欣喜陶醉，为什么反而使诗人黯然神伤呢？－－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疑问。颈联承第二句，对此作了回答：“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要理解这两句，先须了解“感
事”和“包羞”的内涵。诗人幼孤家贫，生性节俭，而今已有丰厚的官俸，因而他的“感事”，显然不是个人生活上的事而是国家大事。如果说上句尚属隐约其词，那么，下句便由隐约而明朗：所谓“包羞”，即指所作所为于心不安，只感到耻辱。唐代杜牧《题乌江亭》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那是批评项羽不能包羞忍耻，再振羽翼。欧阳修诗中的“包羞”，其用意恰好相反。两句意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苍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国无补的苟且生活。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拳拳忧国之心，又是借秋景的描绘得以展现的。诗人以景传情，情韵深长。欧阳修的诗颔联承首句描绘“节物”：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西风里酒旗招展，细雨中菊花盛开。十字咏尽秋日佳趣。《雪浪斋日记》云：“或疑六一诗，以为未尽妙，以质于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如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岂不佳？’”这联名句，不用一个系词，不着半点雕饰，以纯白描的手法，不仅写出了典型的季节风物，也写出了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喜爱之情；不仅有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那样的自然美景，也有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那样的市井侧影，可谓出语平淡而寄情深邃。
欧诗从感念“节物”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感情。罗诗则表现了深切的亡国之痛，如“凄凉”、“那堪”、“风雨”及“毡寒”等词，无一提及国势，却洋溢着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焦灼以至失望愤慨的情绪，含蕴是深广的。
欧诗尾联借用佛教用语，愤然思归：“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鹿车，借用佛家语，此处以喻归隐山林。两句意谓：何日才能驾起鹿车，回到颍东去过躬耕田亩的生活呢？诗人以“贤者避世”之想，表现了对与世浮沉的苟且生活的憎恶。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自述，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故号六一居士。参照这一自述，可以清楚看出，欧阳修的“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即有儒家忧世之慨，也有道家超然物外之想。
总之，这首诗“实而有条理”，流转自然，语无华饰而爱国情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毛诗序》曰：“《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古人对此多有争议。《国语·楚语》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暬（xiè）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国吴韦昭注：“昭谓《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曰抑。”是以此诗为卫武公自儆之诗，而非剌诗。宋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观点，云：“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驳《毛诗序》道：“刺王则刺王，自警则自警，未有两事可夹杂为文者。”近人亦多以为此系刺诗而非自儆之诗。其实《毛诗序》之说并无大误，只是措辞有些欠妥，如说成“卫武公藉自警以刺王”，就圆通无碍了。因为自儆与刺王两事看似无关，实则“乃诗人之狡猾手法，恰当赅括在奴隶制社会诗人首创主文谲谏技巧之中”（陈子展《诗经直解》）。
至于所刺的周王是否如《毛诗序》所说是周厉王，宋代以来学者对此考辨已详。宋戴埴《鼠璞》说：“武公之自警在于髦年，去厉王之世几九十载，谓诗为刺厉王，深所未晓。”清阎若璩《潜丘剳记》说：“卫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载，安有刺厉王之诗？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见在，始得出词，其人已逝，即当杜口，是也；《序》云刺厉王，非也。”他们都指出《抑》不可能是刺厉王。清魏源《诗古微》进一步分析说：“《抑》，卫武公作于为平王卿士之时，距幽（王）没三十余载，距厉（王）没八十余载。‘尔’、‘女’、‘小子’，皆武公自儆之词，而刺王室在其中矣。‘修尔车马，弓矢戎兵’，冀复镐京之旧，而慨平王不能也。”魏氏认为此诗所刺的周王不是厉王也不是幽王，而是平王，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平王就是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幽王昏庸残暴，宠爱褒姒，最后被来犯的西戎军队杀死在骊山。幽王死后，宜臼被拥立为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二年），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以武力护送平王到洛邑，东周从此开始。其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平王施政不当，《王风·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就是刺平王使“君子行役无期度”，“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申国）”之作。而此诗作者卫武公则是周的元老，经历了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四朝。厉王流放，宣王中兴，幽王覆灭，他都是目击者，平王在位时，他已八九十岁，看到自己扶持的平王品行败坏，政治黑暗，不禁忧愤不已，写下了这首《抑》诗。
诗的前四章为第一部分。首章先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诗经》的艺术手法，通常说起来主要有赋比兴三种，此处用的是赋法，也就是直陈，但这种直陈却非较常见的叙事而是说理。“靡哲不愚”，看来是古人的格言，千虑一失，聪明人也会有失误，因此聪明人也要谨慎小心。普通人的愚蠢，是他们天生的缺陷；而聪明人的愚蠢，则显得违背常规，令人不解。在卫武公眼中，周平王不是一个傻瓜，但现在却偏生变得这么不明事理，眼看要将周王朝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卫武公是非常希望平王能够做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的，可惜现实令人失望。于是接下去作者便开始从正反两方面来作规劝讽谏。
第二章卫武公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求贤则能安邦治国，“訏谟定命，远犹辰告”二句便是求贤的效用，立德则能内外悦服，“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二句，便是立德的结果。第三章转入痛切的批评，“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虽（惟）湛乐从（纵）”、“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一下子列举了平王的六条罪状，可谓怵目惊心，仿佛是交响乐中由曲调和缓的弦乐一下子进到了音响强烈的铜管乐，痛之深亦见爱之深。第四章“首三句有挽回皇天之意，亦明其为王言之”（陈子展《诗经直解》），再转回正面告诫，要求执政者（从自儆角度说是卫武公，从刺王角度说是周平王）早起晚睡勤于政事，整顿国防随时准备抵御外寇。“用戒戎作，用逷蛮方”两句，对幽王覆灭的隐痛记忆犹新，故将军事部署作为提请平王注意的重大问题。
第五章至第八章，是诗的第二部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作者特别在对待臣民的礼节态度，出言的谨慎不苟这两点上不惜翻来覆去诉说，这实际上也是第二章求贤、立德两大要务的进一步体现。后来孔子所谓的“仁恕”之心，以及传统格言的“敏于事而慎于言”的道理，已经在此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发，从这一点上说，卫武公可称得上是一个伦理家、哲学家。在具体的修辞上，作者在纯粹的说理句中，不时注意插入形象性的语句，使文气不致过于板滞，可渭深有匠心。如第五章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是对比中的形象，第六章的“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是动作中的形象，第七章的“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与第八章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比喻中的形象，而“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以无角公羊自夸有角的巧喻刺平王之昏聩，尤为神来之笔，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之与《小雅·宾之初筵》“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句相提并论，说此诗“是无角者而言其有角”，《宾之初筵》是“有角者而欲其无角”，“二者相参，足见诗人寓言之妙”。
第九章至末章是诗的第三部分。在反覆申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之后，卫武公便恳切地告诫平王应该认真听取自己的箴规，否则就将有亡国之祸。“荏染柔木，言緍之丝”为诗中惟一用兴法的两句，兴又兼比，拿有韧性的木料才能制作好琴，而上等的制琴木料还应配上柔顺的丝弦作比方，说明“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道理，可谓语重心长。而作为对比的“其维愚人”、“其维哲人”几句的弦外之音，无非是这样的意思：大王啊，您听我的话就是明主，您不听我的话就是昏君，您可要三思啊！其言潜气内转，柔中带刚。下面第十章“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用两个递进式复句叙述，已是后世扇面对的雏形，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功勋卓著的老臣恨铁不成钢的忧愤。而第十一章连用四组叠字词，更增强了这种忧愤的烈度。于是末章作者再一次用“於乎小子”的呼告语气作最后的警告，将全诗的箴刺推向高潮。“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就如《大雅·荡》的结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样，是痛心疾首的悲叹。今天的读者面对这样的忧愤之词，仍觉惊心动魄，不知当时周平王读此诗会有什么反应。但不管效果如何，此诗“千古箴铭之祖”（吴闿生《诗义会通》）的地位当是无法动摇的。并且，除了从文学角度说《抑》自有其审美价值外，从语言学角度说，它又是一座成语的矿藏，“夙兴夜寐”、“白圭之玷”、“舌不可扪”、“投桃报李”、“耳提面命”、“谆谆告戒”等成语，都出自此篇。
词的上片，描叙以珍贵的酒器敬劝王仲翁酒，突出友情重于‘‘琉璃”。“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特写琉璃酒器的奇、贵、精、大。“奇”在于它五光十色：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贵”在于它是从海的南部传来的“宝”物；“精”在于它系以液态非金属材料浇“铸”而成的；“大”在于它形异团团，大如“栲栳”。奇贵精大综合体现了“琉璃”酒杯所含的份量，即具有较高的美学欣赏价值和礼仪象征性价值。词人重于友谊和真情可见一斑。“曾到昆仑，乞得山头玉女盆”，又进一层地渲染东坡对王仲翁的珍贵友情。这种酒杯曾经海上丝绸之路流人昆仑岛，将海外和海内连成一片，它的意义不亚于从华山索取明星玉女的洗头盆那样珍重。东坡将自己与王仲翁置身于仙境中，仙山上，浴仙盆，玉女间，服玉浆，生活够理想化、浪漫化了。尤其盆水“碧绿澄沏”可谓他们友情纯洁的象征。从上可以窥见词人晚年仍向往着复朝的美好前景。
词的下片，以因果之笔，描绘王仲翁狂饮之雄姿，从而进一步祝愿王健康长寿。“绛州王老，百岁痴顽推不倒”，人贵养身有道。深红色的儋州土地是荒漠贫瘠的典型表现。竟然出现了百岁老人王仲翁。他的养身之道在于“痴”和“顽”，即不问世事和苦练身体。于是他筋骨强壮，无论什么去颠仆他、推搡他，他是巍然而不倒的。这是极为可贵的财富，词人或许从中获得比“琉璃”杯还珍贵的教益。“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王仲翁的狂饮雄风令人生畏。正因为他“痴顽推不倒”，所以他才有“海口”般的酒量，“门”窗般的胆量，“黄流”下肚如同“电奔”，且是“一派”，好一个“一派黄流”的老年狂，但愿王仲翁永葆青春，健康长寿。“海口”、“门”、“派”和“电奔”四个比喻夸张词，巧妙组合，一幅《老翁狂饮图》栩栩如生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产生轻松、痛快之感。词人语言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此。
全词，截取劝酒时出现的两个镜头，一是大琉璃酒杯，一是王仲翁狂欢，侧面反映了词人与朋友的友谊和真情是何种的珍贵与纯洁。大概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从词轻快、诙谐、戏谑的语调中，摸到了词人此时醉以忘神、乐而忘忧、旷达天真心灵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