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的这首《黄河》,表面上借用黄河的特点和典故来对其施以赋咏之辞,实则为借事寓意,对唐末昏暗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写照,尤其是大力抨击和讽刺了唐代腐败的科举制度,令士心为之一振。
首联“莫把阿胶向此倾”借意于庾信《哀江南赋》:“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其意云,即使用再多阿胶也无法将黄河之浑浊澄清,纯为徒劳无功之举,以此为喻,暗示当时科举取士之虚伪;“此中天意固难明”,当时奸邪当道,以曲求通之事举不胜举,谁能真正明了天意。将讽喻之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言论大胆而尖锐。
颔联“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以具体描述黄河之“曲”与“浊”来进一步描画科场黑暗之现实状况。黄河自古即有“九曲”之说,郦道元《水经注》曰:“黄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刘禹锡《浪淘沙》词有“九曲黄河万里沙”,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一高适《九曲词》解题:“《河图》曰:‘河水九曲。’”这里以黄河之“曲”通“银汉”为题,一语双关,所谓“曲”,表面上指黄河河道的蜿蜒曲折,实际上指科举考试中各种见不得人的不正当手段与途径,而“银汉”在古代诗词中常指人主或朝廷,这样看来,一般士人渴望投身仕途之途可谓难于登天,官场科举之腐朽不堪于此更可见一斑。后句中的“昆仑”是古人误解的黄河发源之地,“才出昆仑便不清”,从源头上就是“浊”,此中寓意显而易见,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批判,也是对不公正社会的鞭笞。
颈联“高祖誓功衣带小, 仙人占斗客槎轻”,其间包含了两个典故,从具体层面上揭示了封建政治的腐朽。前者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分封群臣时的誓词,意为保王公贵族之爵位永存;后者是张骞寻黄河源头遇仙之事。两句合意,可知一般的寒门士子想要出将入相是比登天还难的。此句从另一个侧面再次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怀才不遇之感也暗含其中。加上尾联的“三千年后知谁在, 何必劳君报太平”一声无奈的感叹,愤意难平,是对上天的控诉,是对统治者的不满,是对整个社会的失望。
这首诗切定黄河,而又别有所指,寓言写物,巧妙贴切,新警深刻,构思独特。诗人对于晚唐混乱黑暗的现实作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鞭笞,在此类诗作中很具有代表性。
此词上片是“追昔”。作者的抗金生涯开始于金主完颜亮发动南侵时期,词亦从此写起。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常在秋高马肥的时节南犯中原,“胡骑猎清秋”即指完颜亮1161年率军南侵事。前一句“落日塞尘起”是先造气氛。从意象看:战尘遮天,本来无光的落日,便显得更其惨淡。准确渲染出敌寇甚嚣尘上的气焰。紧接二句则写宋方抗金部队坚守大江。以“汉家”与“胡骑”对举,自然造成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写对方行动以“起”、“猎”等字,是属于动态的;写宋方部署以“列”、“耸”等字,偏于静态的。相形之下,益见前者嚣张,后者镇定。“组练十万”、“列舰”“层楼”,均极形宋军阵容严整盛大,有一种必势的信心与气势。前四句对比有力,烘托出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同时也使人感觉正义战争前途光明,以下三句进一步回忆当年完颜亮南进溃败被杀事。完颜亮南侵期间,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军事上屡受挫折,士气动摇军心离散。当完颜亮迫令金军三日内渡江南下时,被部下所杀,这场战争就此结束。
“谁道投鞭飞渡”三句即书其事。句中隐含三个典故:《晋书·符坚载记》载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侵东晋,曾不可一世地说“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结果一败涂地,丧师北还。《史记·匈奴传》载匈奴头曼单于之太子冒顿作鸣镝(即“鸣髇”,响箭),命令部下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后在一次出猎时,冒顿以鸣镝射头曼,他的部下也跟着发箭,头曼遂被射杀。“佛狸”,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他南侵中原受挫,被太监所杀,作者融此三事以写完颜亮发动南侵,但丧于内乱,事与愿违的史实,不仅切贴,三事连用,更觉有化用自然之妙。宋朝军民,军容严整同仇敌忾而金国外强中干且有“离合之衅”可乘,这正是恢复河山的大好时机。当年,作者二十出头以义军掌书记策马南来,使义军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希望协同作战,大举反击。“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正是作者当年飒爽英姿的写照。苏秦字“季子”,乃战国时著名策士,以合纵游说诸候佩而后佩六国相印。他年轻时曾穿黑貂裘“西入秦。作者以”季子“自拟乃是突出自己以天下为已任的少年锐进之气。于是,在战争风云的时代背景上,这样一个“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少年英雄,义气风发,虎虎有生气,与下片搔白首而长吟的今“我”判若两人。
过片笔锋所及转为“抚今”。上片结句才说到“年少”,这里却继以“今老矣”一声长叹,其间掠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老少,对比强烈叹中之愁闷顿显突出。这里的叹老又不同一般文人叹老嗟卑的心理,而是类乎“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属于深忧时不我待、老大无成的志士之愁苦。南渡以来,作者长期被投闲置散,志不得伸,此时翘首西北,“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真有不胜今昔有别之感。
过片三短句,情绪够悲怆的,似乎就要言及政局国事,但是“欲说还休”。接下来只讲对来日的安排,分两层。第一层说自己,因为倦于宦游,想要归隐田无,植橘置产。三国时吴丹阳太守李衡在龙阳县汜洲种柑橘,临死时对儿子说:“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见《三国志》)颇具风趣又故意模仿一种善治产业、谋衣食的精明人口吻。只要联想作者“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词句,不难体味这里隐含的无奈、自嘲及悲愤的复杂情绪。作者一心为国,希望能效力沙场,而朝廷无能、力不能伸,想解甲而去但终心系祖国,说“欲去”而而又不忍去,正表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为将来打算第二层是劝友人。杨济翁原唱云:“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做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其彷徨无奈可谓与弃疾相通。作者故而劝道:“您们二位(二客)乃东南名流,腹藏万卷,胸怀大志,自不应打算像我一样归隐。但有一言还想与君等商议一下:且莫效李广那样南山习射,只可取‘富民侯’谋个安逸轻闲。”《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曾“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李广生不逢高祖之世,空有一身武力,未得封侯,而“富民侯”却能不以战功而取。二句暗指朝廷“偃武修文”。放弃北伐,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其意不言自明。要之,无论说自己“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也好,劝友人“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也好,都属激愤语。如果说前一层讲得较好平淡隐忍,后一层“莫射”“直觅”云云,语意则相当激烈。分两步走,便把一腔愤懑不满尽情发泄出来。
此词上阕颇类英雄史诗的开端,然而其雄壮气势到后半却陡然一转,反添落寞之感,通过这种跳跃性很强的分片,有力表现出作者失意和对时政不满而更多无奈气愤的心情。下片写壮志销磨,全推在“今老矣”三字上,行文腾挪,用意含蓄,个中酸楚愤激,耐人寻味,愤语、反语的运用,也有强化感情色彩的作用。
此诗八章,每四句为一章。第一章以菅草和白茅相束起兴,映射夫妇之间相亲相爱正是人间常理。其中的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有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情意义,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白茅包之”“白茅纯束”相参证,可见“白茅”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本来常理不言自明,可是这里偏偏是“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一正一反,奠定全诗凄婉哀伤的悲剧基调。
第二章以白云普降甘露滋润那些菅草和茅草,反兴丈夫违背常理,不能与妻子休戚与共。虽然从字面上看是白云甘露对菅草茅草的滋润与命运之神对被弃女主人公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和映射关系,但实际上看似怨天实为尤人,矛头所向实际是这不遵天理的负心丈夫。
诗的第三章以北流的滮池灌溉稻田,反向对应无情丈夫对妻子的薄情寡义。此章虽然在起兴方法上与前两章一样,以物喻人,以天道常理反兴人情乖戾,故郑笺解释曰:“池水之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喻王无恩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但是紧接着长歌当哭的女主人公话锋一转,由“之子”转向“硕人”。关于“硕人”,前人如孔颖达疏引王肃、孙毓说,以为硕人指申后,朱熹《诗集传》以为硕人指幽王。揆诸原诗,以下提及硕人的两章都以物不得其所为喻,暗指人所处位置不当。郑玄笺解“硕人”为“妖大之人,谓褒姒”,与诗意合。话锋既转,下一章的感叹就显得自然而贴切了。
第四章承前三章反兴之意,以桑薪不得其用,兴女主人公美德不被丈夫欣赏,反遭遗弃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相反,“维彼硕人”,想起那个“妖大之人”却媚惑丈夫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实在是煎熬人心的事情。
第五章以钟声闻于外,兴申后被废之事必然国人皆知。俗语“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之谓也。自己已经被废,心却念念不忘,于是有了“念子懆懆”的弃妇;既已弃之,必先厌之,于是有了“视我迈迈”的无情丈夫。对比中弃妇的善良和顺、丈夫的轻薄无情显得更为鲜明。
第六章诗意与第四章相近,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同时鹤的洁白柔顺和鹙的贪婪险恶与申后和褒姒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妖大之人”的媚惑实在是女主人公被弃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她一次次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想起那个妖冶之人就不能不心情沉痛了。
第七章以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相亲相爱,适得其所,反兴无情无德的丈夫不能与自己白头偕老的悖德举动。这一章要与第四、五、六章连起来读才会更深一层地理解弃妇的怨恨。她实际上是在说:虽然那个妖冶的女人很有诱惑力,如果做丈夫的考虑天理人情而不是“二三其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诗最后一章以扁石被踩的低下地位兴申后被黜之后的悲苦命运。被遗弃的妇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子之远,俾我疧兮”。面对茫然不知的前途,必然忧思成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的首章以咏叹始,三句以“兮”煞尾,末章以咏叹终,亦以“兮”字结句。中间各章语气急促,大有将心中苦痛一口气宣泄干净的气势。缓急之间,颇有章法,诵读之时有余音绕梁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