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首联用明快的色调，简洁的笔触，勾画出一幅春郊送别图。这两句诗不只是写景而已，它还交代了送行的时间、环境，渲染了离别时的氛围。
颔联，云雾缭绕的九华山路旁，寺宇时隐时现。“九华山路”暗示裴坦的行程。眼前绿水环抱的青弋江村边，春风杨柳，轻拂桥面。青弋江在宣城西，江水绀碧，景色优美。“清弋江村”，点明送别地点。“云遮寺”，“柳拂桥”，最能体现地方风物和季节特色，同时透出诗人对友人远行的关切和惜别时的依恋之情。这里以形象化描绘代替单调冗长的叙述，语言精炼优美，富有韵味。两句一写山间，一写水边，一写远，一写近，静景中包含着动态，画面形象而鲜明，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以上四句通过写景，不露痕迹地介绍了环境，交代了送行的时间和地点，暗示了事件的进程。
颈联叙写行者与送行者的不同心境。“的的”，是鲜明的样子。裴坦刚中进士不久，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像鸿雁那样展翅高飞。所以，尽管在离别的时刻，也仍然乐观、开朗，而诗人自己宦海浮沉，不很得意，此刻要与好友离别，临歧执手，更觉“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史记·苏秦传》），一种空虚无着、怅然若失的感觉油然而生。
尾联把“送裴坦”和自己将要“赴官归京”两重意思一齐绾合，两人原来是一起从京城到宣州任职的，此时却不能一同回去了。在这风光明媚的春日里，诗人只身回到京城以后，将会感到非常寂寞的。
后面四句，借助景色的衬托，抒发惜别之情，更见诗人的艺术匠心。
全诗写山水有远有近，抒情有虚有实，以江南美景反衬人物的满腹愁情，情韵悠扬，风华流美。
诗中首联以《三国志》起首，奠定咏史的基调；颔联描写眼前之景，写得气象开阔；颈联感慨自己政治上坎坷漂泊的际遇；尾联反用孙权使鲁肃屯巴丘事，表达内心的情感。全诗沉郁蕴藉，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的忧国之情和报国之志。
首句“三分书里识巴丘”引用《三国志》说明巴丘的重要，为题目“书事”打下埋伏。诗人读《三国志》时就认识巴丘的重要，总想能亲临其地。紧接“临老避胡初一游”，句中“避胡”二字使此次之游充满辛酸。胡指金人，自不待言。自然是初游，接下即写所见景色及感受。
“晚木声酣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阳楼”，上句写秋冬风急天高的声势，“酣”字用得活，这句是耳闻，写声。下句写眼中所见，视线由广阔的洞庭野收至岳阳楼。“抱”字也用得活，这句是目睹，写色。上句给读者一种动乱危迫的感觉，而下句却表现日影紧抱岳阳楼这一洞庭野的中心景点，又使读者从动乱中透出一线安定的希望。两句相连，使读者从景色引起更多的联想。
第五句“四年风露侵游子”接“临老避胡”而来，诗人从宣和七年（1125年）离京师到陈留，因金人入攻，辗转奔波，已经四个年头，“风露”二字既是自然界的风餐露宿，也含有政治上挫折和敌骑侵扰。“十月江湖吐乱洲”写洞庭水落，湖里出现七大八小的沙洲。“吐”字用得生动险劲，“洲”上着一“乱”字，也隐寓世乱之感。
尾联“未必上流须鲁肃，腐儒空白九分头”值得玩味，表面上是反用孙权使鲁肃屯巴丘事。巴丘处在东吴的上游，是边防要地，须得鲁肃这样的良将，方能把守。表面是说，现在未必需要鲁肃这样的人镇守上游，自己是书呆子。却为上游无人而急得头发几乎全白了，但是“空”急无补于事，从结构上是回应首句。可是细细琢磨，这两句大有文章。题目是《巴丘书事》，却没有写出什么事，原来所谓“书事”，就是让读者从这尾联中去体会。这年七月，抗金老将宗泽在开封连呼三声“渡河”，气愤而死。这是因为宋高宗采取逃跑政策，不敢亲冒矢石，北复中原。《三国志》写周瑜至巴丘病重，上书孙权举鲁肃以自代。这里暗以周瑜比宗泽之死，但朝廷不知起用鲁肃这样“智略足任”的人才，言外之意，隐然有以鲁肃自负的味道。但不便明说，所以隐约其词，说“未必”，说“空白”，都该从反面理会。又怕读者不易理解自己的苦心，所以题中着“书事”二字，使读者联系当时形势，思索得之。宗泽死在七月，但消息传到流亡中的陈与义耳中，已是十月，所以诗人用“书事”二字以为暗示，使读者探索其难言之隐，忧国之情跃然纸上。
这首诗抒写乱离，忧心国事；首尾呼应，中间两联意境雄阔，对仗精妙而又富于变化，“酣”“抱”“侵”“吐”四字，尤精彩、生动，声调，音节，洪亮、沉着。全诗由叙事起，中间寓情于景，最后以议论、感叹收结。声情跌宕，气韵雄深。
《南乡子·端午》是北宋词人李之仪的一首词，整首词即景生情，即事喻理，在端午节的一种闲愁。
上片写端午节的景象。端午节下着小雨，诗人独自一人，比较冷清，回忆往日的热闹时光。
下片抒情，旅居在外的诗人在端午节没有友人的陪伴，喜悦的事情只有自己一人享受。表现出心中的寂寥，落寞之闲情。
整首词深婉含蓄，抒发自己孤独，寂寞的情感。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