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律是诗人塞外旅途中的怀乡之作，它以苍凉的格调，倾诉了自己对家乡的眷恋。
那是一个边地的拂晓，深秋的塞外，天气寒凉，诗人又跨上战马，踏着秋日的冰水出发了。晨风送来瑚婉的笛声，这笛声不由引起诗人对故乡的怀念，两行热泪滚滚流下。诗歌就从这里开头。“晓笛”，“秋冰”，“马蹄”，交织成一幅单纯而又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塞外秋晓行旅图，点示出“早发”之意。而这种苍凉的意境中，透露出独处异地的乡思，这便是首句的“乡泪”，从而暗示出“怀”字。“怀”，被渲染异地风情的“晚笛”所引发，所烘托，是统摄作者眼前这幅画面的中心，也是贯穿全诗的线索。
以下六句便集中写“怀”。“一身虏云外，万里胡天西”，这一联写边塞的遥远和自己的形单影只。“一身”与“万里”互相对照，突出了独处塞外的孤零。“虏云”和“胡天”说的都是塞外，而用两句反复来写，就突出了异地的感觉。“虏云”而言“外”，“胡天”而言“西”，就都强调了边塞的遥远，归家的不易，也就暗示出“怀”的原因。这两句与《安西客馆中思长安》里的诗句“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都表达了一种独处异地的愁思。“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上句从所见，下句从所闻写边塞上单调而又连续不断的征战生活。当诗人置身于这种生活之中的时候，他就发现，这种生活与作者自己原来的想象有一定的距离，并不是那样浪漫的。马上颠簸，飘忽无定，乡路迢迢，归家无期，诗人是不可能不时而生出对故乡的怀念和对征战生活的厌倦情绪的。从某一方面说，这也反映了戍边将士对长期征战的厌倦及对和平安定的眷恋。
诗的最后两句写思念故乡，形之梦寐。“故山”点出“怀”的对象，“今”承上文眼前景，“何在”启下句故乡景，用一问退出一“梦”，突出表现了对家乡之不能不时时萦怀。并且，“昨日梦”和今“晓笛”相呼应，反映了诗人之所以闻笛而落泪，并不是凭空的，而是以他对故乡的深沉思念为基础的。写到这里，“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这个题目所点示的几层意思，尤其是贯穿全诗的“怀”字，就表现得十分完满而又含蓄了。
全诗从“早发”落笔，层层写来，宛转赴题，情景交融，层次井然，感情十分深沉。
让我抓住不放的是“钟山”这个词。后主对“钟山”这个词很有爱，自号钟隐、钟山隐者。“钟山”对后主来说，意味着出世、隐居、清逸。因此联系全文，“钟山”一次并非实指而是虚指。无乃见钟山并非说见不到钟山，而是说无法继续目前这种类似隐居的闲逸的状态。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有一件事他不想去做。不想做的理由是因为环境恶劣，无法像现在这样清逸闲散。
他说“不想去”，意味着有选择的余地。又说不想去的理由是因为“不能这么安逸”，意味着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相当安逸舒适的。如果是亡国前后期的作品，是否去汴京，是他可以选择的吗？他当前的生活状态，能用“安逸”来描述吗？显然不能。所以这不是亡国前后的作品。
将这首诗和后主的生平相联系，可以作以下猜测：所谓异国，并非指某个国家，而是指自己灭亡的唐朝。所谓惊涛，并非是说渡江的情景，而是自己现状。所谓钟山，并非是说某座山，而是说隐居的生活。而在后主心目中，隐居不代表清苦，而代表清逸。
他现在正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很舒服满足，不想放弃这种生活去过另外一种类似于“惊涛骇浪”般的，有别于现在的生活。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这首诗表达了失意文人对进入官僚体系的渴望、焦虑、怨恨、绝望。
首先是两个耀眼的榜样——金日磾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儿八九岁的时候便封高官，佩双绶，令李贺羡慕不已。但是他没有这种幸运，双绶没有得到，头发倒白了不少。年华已逝，功名无望，不仅焦灼，还有失制和怨恨，借贾生之事发出。文人望获得帝王的垂青，获得垂青后仍旧可能好景不长。皇帝们是那么容易听信谗言。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唯有文帝堪称睿哲，但他也难免听信小人诲言。贾谊终于被贬为长沙太傅，三十三岁即忧愤而死。而今又值寒食，杨柳播荡，昔日那些毁谤贾谊的无耻小人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洛阳城外的贾生墓却少人吊祭，呈现一片肃杀之景。这肃杀之感是贾谊之悲与李贺之怨相互碰撞的产物。
李贺也遭小人谗言的陷害，“家讳”问题就是缘于小人的告发。贾生毕竟曾获帝王垂青，曾经进入权力核心，也算“潇洒走一回”；李贺则被小人陷害得十分彻底：当他正欲一展宏图的时候，命运之门就向他彻底关上了。但他心中永远也放不下“蒙帝王垂青”的信念。“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一旦相信了这些进谗言的小人，便会永远失去文明的政治。这是“为帝王师”价值的“反面论证”。获得垂青，建功立业，甚至“为帝王师”，是无数文人心中的一个“心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这个“系铃人”却总是期盼不至——系铃人常常只管“系铃”，不管“解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