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首句言牛终生辛劳，硕果累累，不言牛“病”，又字字含“病”意，年复一年，力耕千亩，获实千箱，必然气力衰竭，病由此生。次句言牛虽功绩至伟，却没有人对它同情哀怜，责问语气，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三四句以牛的口气作答，将牛人格化，揭示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
此诗中的牛，亦是诗人自喻。李纲官至宰相，他为官清正，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并亲自率兵收复失地，但为投降派奸佞排挤，为相七十天即“谪居武昌”，次年又“移澧浦”，内心极为愤抑不平。因此，作《病牛》诗以自慰、自白。
这首诗运用比喻和拟人手法，形象生动，立意高远，既是成功的咏物诗，更是杰出的言志诗，为后世传诵。
在中国诗歌史上，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吟咏鸱鸮的诗作之后，吟咏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的咏物诗可谓层出不穷。在浩如烟海的咏物诗中有不少格调颇高、艺术精湛、韵味无穷的佳作。李纲的这首《病牛》便是其中之一。这里，我们不谈此诗所具有的高度概括力，也不说此诗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只是想欣赏一下其“离形得似”、“托物言志”的艺术。司空图《诗品·形容》认为，诗人“形容”（指描摹客观事物）能不拘形似而求得神似，才是精于“形容”者：“离形得似，庶几斯人”。李纲正是精于“形容”者，其《病牛》诗达到了“离形得似”，也即不拘于描写对象的外形外貌相似，而求得描写对象精神相似的境界。作者吟咏病牛，笔墨重点不在绘其形，而在传其神。
诗的前两句“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写病牛耕耘千亩，换来了劳动成果装满千座粮仓的结果，但它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它力耕负重的劳苦呢？这里，作者从揭示病牛“耕犁千亩”与“实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力尽筋疲”与“谁复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所同情的境遇。首句中的两个“千字”，分别修饰“亩”与“箱”（通“厢”，指粮仓），并非实指，而是极言病牛“耕犁”数量之大、劳动收获之多，同时，也暗示这头牛由年少至年老、由体壮及体衰的历程。次句反诘语气强烈，增添了诗情的凝重感。
诗的后两句笔锋陡地一转，转为述其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它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它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羸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写，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羸病，一心向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首诗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病牛的形象，既绘出其身体病弱之形，更传出了其不辞羸病、志在众生之神。如此咏牛，颇为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不过，此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我们只要能像前人所说的那样“知人论世”，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赞颂了牛不辞羸病、任劳任怨、志在众生、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 “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
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想着社稷，念着众生，因此其笔下力尽筋疲、无人怜惜而不辞羸病、志在众生的老牛即诗人形象的化身。
作者正是这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来吟咏病牛，托物言志的。因而，此诗中的病牛，也即作者自身的形象活了，动了，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产生美感。
咏史怀古诗历朝历代就是文人诗词中的重要一部分，对项羽——这位褒贬不一的霸王的评断更是经常出现在古代诗词中 ，如宋《夏日绝句》（李清照）、《题乌江项王庙诗》（王安石）、唐《题乌江亭》（杜牧）、明《书项王庙壁》（万象春）都是其中名篇，当然也包括本诗。
本诗开篇中规中矩，首联以现实之旅为切入点，引出下文对历史的评价。之后两联引用史实，颔联一贬一褒，矛盾冲突明显，也极大地蕴含着作者本人对项羽的爱恨交加。接着，作者通过范增、韩信两位名臣的政治遭遇深刻揭示了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一去”、“原来”两词不仅给人以极大的惋惜之感。尾联笔者认为尤为出彩，作者自问自答，以宋玉为屈原作招魂暗喻自己对项羽评判之事，足见其对项羽的评价。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