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伤春词，由伤春而感伤自己年华流逝。
第一、两句，想要留住春光，然而已是芳草萋萋的暮春时节，开头即点出伤春的意味，为全词奠定了感伤的基调，接着似站在春天的角度说春不甘和落花一样随水而去，了无踪迹，只好暂且芳粘于泥上的飞絮。“落花”、“飞絮”均为飘零之物，然在词人笔下，似落花流逝更快，而飞絮尚可在泥上暂存，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春之不愿逝去的不甘和无奈。运用比喻，用春来比喻自己的青春年华，表达出想要留住青春之感。五、六两句，看到镜中的华发，想自己年华流逝，自己不愿辜负青春，然而无奈的还是辜负了，一事无成，表达出因功业未就而人已老去，美好的青春理想破灭的浓浓愁绪。“梦回人远许多愁”梦中醒来，似已消愁，貌似洒脱，实则更为沉痛，最后一句，以景芳结，将这许多的愁都凝聚在风雨中的梨花之上，用风雨梨花象征自己的命运处境，含蓄动人。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这首诗主要描写了诗人奉诏随车驾由广南返回临安时的路上的感想，运用写景寄情的手法，借景抒情，且又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在国家经历风雨之后，要迎接光明到来时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卧薪尝胆以图中原的决心。全诗运思巧妙，蕴涵丰富，旨深意远，耐人寻味。
“江南非不好，楚客自生哀。”由赋情写起，表明江南地带，并非不好。然而自金兵人据中原之后，转眼五年，黄淮地区，大部分已非吾土。所以思念故国，仍不免使楚客生哀。
第三四两句：“摇楫天平渡，迎人树欲来。”写渡江时情景。摇桨渡江，远望水天连成一片，仿佛天水相平。由于船在前进，所以江岸远处的树，颇似迎人而来。这两句写景入神，且景中寓情。“天平渡”，示天水无际，前进的水路，呈现开阔苍茫的气象；“树迎人”，示行进之时，江树渐次和人接近。隐喻国家正招揽人才，所以自己也被迎而至。
第五六两句：“雨余吴岫立，日照海门开。”融情人景。吴山明朗，云雾尽散，“雨余山更青”，故用“立”字示意。天晴了，红日高照，海门开敞，金碧腾辉，故用“开”字示意。两句写雨后景象，象征国运亦如久雨初晴，光明在望。
结笔：“虽异中原险，方隅亦壮哉！”仍以赋情为主，赞美江南地带，尽管险固有异中原，但也擅有形胜，倘能卧薪尝胆，上下同心，凭借此处以为“生聚教训”的基地，则复兴的希望，必能给人以鼓舞。这两句回映起笔，“虽异”句和“生哀”句相应，“方隅”句和“江南”句相应。在章法上，首尾应接，抑扬相间，笔有余辉。
全诗借开朗景象，以示此行的欣喜，却能不露痕迹，使外景和内心一致，这是诗人用笔高妙的地方。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这首词名为咏柳，实是写人。
词的首二句写冬去春来，柳枝绽出鹅黄嫩芽，低垂着如拂袖拜人。后二句在前两句的基础上，为柳发出了深沉的感慨：为什么在人来人往的大道上，迎风飘荡，迎送行人度过自己的一生呢？词人把对风尘女子的同情寄寓在对杨柳的客观描绘之中，神情摇曳，余音不绝。汤显祖评：“《杨枝》、《柳枝》、《杨柳枝》，总以物托兴；前人无甚分析，但极咏物之致；而能抒作者怀，能下读者泪，斯其至矣。‘舞送行人’句，正是使人悲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