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婴宁是蒲松龄着意渲染的宁馨儿。仿佛笑神似地，以欢乐的笑对待惨淡的人世，以咤咤叱叱应付世俗的纷纭。这不仅是对于美的颂歌，也当然地是对于“子夜荧荧”浓黑悲凉社会的否定。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出嫁于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讼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她独居幽谷，披萝带荔，仍然拂不去社会中尔虞我诈的尘埃，不得不罩上“笑”的面纱，这可见社会摧残人性的力量是多么无孔不入，多么强大。
婴宁不仅是位天真可爱的少女，更是一位孝女，更是一位想能以女代男完成母愿的奇女子。婴宁对丈夫的哽咽陈词实际上是哈姆雷特式震撼人心的内心独白。婴宁身为狐仙之女，却生受父母的遗弃，长承山村雨露，完全是底层农民的凄苦无靠生涯。鬼母收留，正是相濡以沫的农民同情心的表现。正是这一点孝情，成为婴宁一切言行的指南。应指出，婴宁生于幽谷，实是农民的儿女，她的报恩孝道不是封建士大夫所提倡的“忠孝不能两全”忠高于孝的孝道，而是农民的“养儿防老”理想的孝道。农民身处穷僻尤其重视劳力，婴宁想以弱女代男的理想正是当时农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理想的体现，也正是对当时农村中迫于生计溺弃女婴的批判。
表层的喜剧色彩和内在的悲剧情味，使这篇短篇小说跨在了喜剧与悲剧的边缘，成为女性命运和人类困境的一个绝妙的象征。小说写婴宁由无时不笑到“虽故逗亦不复笑”性格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一种饱经世事挫磨产生的谨慎处世和超然于世俗的态度。在作者看来，世事难测，人葆其天真，却不可以一任其天真，女性尤应如此。这是作者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可能的折中，是他人情练达之见。蒲氏对婴宁的笑这种赞美态度在潜意识上也许带有男子赏玩女性的嫌疑，但其根本还是对人之个性生而自由的肯定。而世事纷扰，人生多忌多艰，女子的处境则尤为难堪，即以“笑”而言，充其量只能“有时而笑”。他使婴宁不得不成为“全人”，更多地出于现实生活得失利害的考量，反映了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婴宁》表现在封建礼教和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处世原则倾向不妨说是趋向入世的。其价值根本上在于写出了旧时一个少女生世的欢乐与苦辛，写出了作者基于儒、道等传统思想和实际生活经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就作者用意和作品主旨，这篇小说是关于人类、特别是人类女性社会生活困境的一个象征。对于婴宁而言，爱情和婚姻只是她步入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她脱离言笑由心的自在状态进入人世生活的仪式。正是经过爱情、婚姻进而家庭社会生活的历炼挫磨，婴宁由一个混沌未开、率性自然的少女，一变成为心存至性、态度庄肃、无笑无戚、从容应世的少妇。这个带挫折性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理想纯真与现实庸俗冲突的普遍永久的象征。这篇作品不仅是有女性解放的意义，而且是关于整个人类永远需要协调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个性与群体冲突的象征。
手法
《婴宁》篇里，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女主角的外貌美和爱花、爱笑以及纯真得近乎痴憨的性格特点。婴宁一登场，作者就以十分传神的笔法，勾勒出她不同凡俗的形象：她“容华绝代”，手拈梅花，姗姗行走在上元节的郊野；当她发现王子服死死盯住自己的目光后，“顾婢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仿佛不知道王子服“目灼灼”是为己者，亦没有想到此时遗花地上对一个封建社会的少女来说是“大不检点”。开篇起势，作者就以简洁的笔触，将婴宁爱花、爱笑、美丽、纯真的特点全面写出，也可以说是对婴宁的形象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勾划。以后在较长的篇幅里，作者暂时放下了婴宁，转写王子服对婴宁的相思。正是婴宁的美丽和卓荦不群的风姿，才使得王子服“忽忽若迷”，所以，此处极力渲染王子服的相思之情，一方面是为以后情节的发展（王子服到西山中寻找婴宁）“蓄势”，另一方面也是对婴宁的虚写，字里行间都能让读者感觉到婴宁的存在。就象高明的画家善于“经营空白”一样，作者此处的虚写手法是运用得非常巧妙的。
在《婴宁》篇里，蒲松龄也同时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特点。为表现这种神异性，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安排上也作了匠心经营。小说以王子服见婴宁、想婴宁、找婴宁、重会婴宁、带回婴宁与之成婚作为情节纵向开展的线索，但又迟迟不点明婴宁是个什么人。而是步步制造疑云，层层设置悬念，使婴宁在作者布置的疑云迷雾中呈现出神秘莫测的特点。王子服在上元节的郊野见了婴宁一面，爱上了这位姑娘，根据吴生的分析，找到她应是不难的。但吴生“探访既穷，并无踪绪”，故事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为婴宁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吴生认真探访而不得，后来随口撒了一个大谎，王子服却按照这谎言把婴宁找到了，此处作者设置了一个更大的悬念，婴宁愈加显得神秘了。
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婴宁后，作者便浓墨重彩而又极有层次地对婴宁爱花、爱笑、纯真的性格特点作了多方面的刻画。首先随着王子服观察点的变化，对婴宁家中之花作了多角度的描写，以繁花异卉映衬婴宁如花的容貌，纯真的心灵，并借以侧写主人公爱花的性格特点。其间，作者又点出婴宁“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这就将人和花作了有形的联系，完全消除了写花与写人之间的界隔。在王子服与婴宁相见的场面里，作者又对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爱笑，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婴宁人未到而笑声先闻，在相见过程中，她时而“嗤嗤笑不已”，时而“笑不可遏”，受到母亲斥责后“忍笑而立”，但转瞬“复笑不可仰视”。这一系列关于笑的描写，声态并作，使婴宁爱笑的性格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在这一场面中，作者虽重点写婴宁爱笑，但并没有抛开她爱花的特点，插写了一句“（婴宁）顾婢曰：‘视碧桃开未？’”这就使婴宁的形象保持了完整性，立体性，同时也将前面对花的描写与此处相见的场面勾连了起来。
《婴宁》篇是明显地以人物刻画为主，为了在较大的描写空间里刻画人物，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开展中不时地作较大幅度的横向扩展。例如婴宁之母秦媪在与王子服谈话时，逐渐说到婴、王的婚姻之事，秦媪说：“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读到此处，读者满以为秦媪会让王子服将婴宁带回成婚，一般作者写到此处也会乘势将情节的发展引导到偕归、成婚上去。但蒲松龄在“偕归”这一情节的出现已呈必然之势时，却不急于情节的纵向推进，他让秦媪接着说出“惜有内亲之嫌”一句话，将“偕归”一事轻轻荡开，又借秦媪说的“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的话，引出了王生、婴宁园中共话这一极为精彩的场面，情节发展的趋势毫无痕迹地由纵向推进改变为横的扩展，为刻画婴宁的纯真性格创造了较为广阔的描写空间。这就把短篇小说传统的情节结构的格局打破了，而确立了纵向推进与横向扩展紧密结合的新的情节结构的格局。而这，正是作者将人物放在艺术构思的核心地位的结果。
在王子服与婴宁园中共话这一场面里，作者除继续刻画婴宁爱花、爱笑的性格外，又重点刻画了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近乎痴憨的单纯天真。王子服拿出上元节婴宁遗落的梅花示以相爱之意，婴宁却傻乎乎地说：“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告诉她：他“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婴宁竟全然不解其中的缱绻之情，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当她得知王子服所说的是“夜共枕席”的夫妻之爱时，仍然了无所悟，“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甚至要告诉母亲“大哥欲我共寝”。几句对话，几个细节，将婴宁如痴似憨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栩栩如生。至此，婴宁爱花、爱笑和纯真的性格特点已无比鲜明，以后虽又多次写到婴宁的爱花爱笑，不过是这种性格特点的进一步加强和展示而已。
王子服将婴宁领回家里后，母亲惊问为谁，王生“以姨女对”。从前边秦媪与王生姨甥相认的情节看，这本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王母却断然否认：“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婴宁说出父为秦氏后，王母又说：“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殂谢已久，那得复存？”情节发展到此处，直可说是迷雾团团，疑云阵阵，婴宁这个人物更让人觉得来路不明、惝恍迷离了。情节的这种纵向安排，使婴宁始终象一个谜一样费人猜详，直至吴生追述了秦家姑丈与狐精的一段爱情史，谜底才完全揭开。揭开这个谜底之后，再回首前面的情节，就会发现作者对婴宁的神异性还在艺术构思的更深处进行了虚写。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了那个“意甚修雅”的里落，见到了那个死去多年的姨母和寤寐思服的婴宁，而后来吴生“往觇其异”时，却“庐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王子服看到的一切全都无影无踪了。
作者不仅通过情节纵向开展时的巧妙安排和几处虚写，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性，而且在小说结尾处设计了婴宁惩治西邻之子的奇幻情节，又在情节的横向扩展中刻画她作为一个少女的纯真个性。婴宁到了王家后，婆母嫌她“太憨生”，她任情恣意地惩治荒淫无礼的西邻之子结果险些儿被逮质公堂，经过婆母一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消失了。这种性格的悲剧性结局虽未免使读者惋惜，却符合严酷的生活规律。写出这种性格的结局，表现了作者对现实认识的深刻精微，也反映出他的忧愤是多么深广。
燕王哙时，齐湣王因燕乱起兵攻燕，掳掠燕国宝器运回齐国。燕人共立太子平为燕昭王。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五国的军队攻破齐国。后来燕国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乐毅被迫出逃，齐人大破燕军。燕惠王因而写信给乐毅，乐毅写这封信来回答。
乐毅针对燕惠王来信中说的“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从两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写他为了报先王知遇之恩，作了详尽规划，再率军队彻底报了积怨。第二，考虑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所以“负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免得“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从而保留先王知人之明。这第二点，正是回答惠王责备他的“弃燕归赵”。最后再说明“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他在回答第二点时只用典而不点破，正是“不出恶声”；他不避“遁逃奔赵”，正是“不洁其名”。这封信，回答燕惠王的责问，措辞极为婉转得体；又恰到好处地显示出作者的善于谋划，善于用兵，以及善于全身保名。靠君臣知遇来建功立业，是古代不少有才能的人的愿望，所以这封信成为历代所传诵的名篇。
李白有《塞下曲》六首。元人萧士赟云：“此《从军乐》体也。”这一组诗与其他许多初、盛唐边塞诗一样，以乐观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壮美的意境反映了盛唐的精神风貌。
【其一】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寒”字，隐约透露出诗人心绪的波动，何况寒风之中又传来《折杨柳》的凄凉曲调呢!春天在边疆是看不到的，人们只能从笛曲之中去领受，去回味。《折杨柳》为乐府横吹曲，多写行客的愁苦。在这里，诗人写“闻折柳”，当亦包含着一层苍凉寒苦的情调。他是借听笛来渲染烘托这种气氛的。沈德潜评论这首《塞下曲》前四句说：“四语直下，从前未具此格。”又说：“一气直下，不就羁缚。”诗为五律，依惯例当于第二联作意思上的承转，但是李白却就首联顺势而下，不肯把苍凉情绪稍作收敛，这就突破了格律诗的羁绊，以气脉直行，豪纵不拘，语淡而雄浑为其特色了。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古代出征要敲击钲、鼓，用来节制士卒进退，五、六两句，写的正是这种情况。语意转折，已由苍凉变为雄壮。诗人设想：自己来到边塞，就在天山脚下，整日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白天在钲、鼓声中行军作战，晚上就抱着马鞍子打盹儿。这里，“晓战”与“宵眠”相对应，当是作者有意在概括军中一日的生活，其军情之紧张急迫，跃然纸上。“随”字，摹状士卒的令行禁止。“抱”字，描绘士卒夜间警备的情况。二句写的是士卒的生活场景，而他们守边备战，人人奋勇，争为功先的心态则亦尽情流露出来。
尾联“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斩楼兰：据《汉书·傅介子传》：“汉代地处西域的楼兰国经常杀死汉朝使节，傅介子出使西域，楼兰王贪他所献金帛，被他诱至帐中杀死，遂持王首而还”。这里是借用傅介子慷慨复仇的故事，表现诗人甘愿赴身疆场，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直”与“愿”字呼应，语气斩截强烈，一派心声，喷涌而出，自有夺人心魄的艺术感召力。
【其二】
这首诗写战士们努力征战，不辞辛苦，希望能真正营造出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让广大人民不再受外族入侵的威胁，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其三】
首句写战马飞奔，有如风驰电掣。写“骏马”实际上是写驾驭骏马的健儿们，马壮是为了借喻兵强。在唐代前期，胡马南侵是常有的，唐高祖李渊甚至一度被迫“称臣于突厥”（《旧唐书·李靖传》）。因此，健儿们杀敌心切，斗志昂扬，策马疾行。
“出渭桥”和“辞汉月”，是指出军队的出发点和行军路线。“出渭桥”而“鸣鞭”，正所谓快马加鞭，进一步烘托出健儿们的急切心情，也渲染了军事任务的紧迫和唐军士气的旺盛。气势雄浑，大有高唱入云之势。
从“辞汉月”到“破天骄”，即从军队出发到克敌制胜，是一个极大的转折。“插羽”，鞍上箭。“天骄”，匈奴曾自称“天之骄子”，这里泛指敌人。从“弯弓”到“插羽”，瞬间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大转折，省掉了多少鏖战情节和厮杀场面的描写，足见布局的简洁，笔法的洗炼。然而这又是十分自然的、可信的。既然是兵强马壮，士气高昂，自然就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天兵所向，势如拉枯摧朽。这是符合逻辑和顺理成章的。也暗示将领指挥得当，这次战役完全符合“兵贵神速”的兵法要求。
五、六句描写“破天骄”后的战场景象。在正义之师面前，敌人不堪一击，土崩瓦解，望风而逃。古人认为客星呈现白色的光芒，就是战争的征兆。星芒已尽，就意味着战争结束。北方沙漠、草原，广阔无垠，浩瀚如海，故名瀚海。“海雾消”，指漠北战争气氛已经消失。
麟阁，即麒麟阁，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绘十一位功臣像于其上，后即以此代表卓越的功勋和最高荣誉。霍嫖姚，指霍去病，汉武帝时大将，曾任“嫖姚校尉”。清人王琦云：“末言功成奏凯，图形麟阁者，止上将一人，不能遍及血战之士。太白用一‘独’字，盖有感于其中欤。然其言又何婉而多风也。”（《李太白全集》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句确实或有讽刺之意。同时也是以士卒口吻表示：明知血战凯旋后只能有“上将”一人图形麟阁，但他们仍因能报效国家、民族而感到自豪和满足。功业不朽不一定必须画像麟阁。这更能体现健儿们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使此诗具有更能震撼人心的悲壮色彩。诗人为“济苍生，安社稷”，是“愿为辅弼”的。但他一直希望功成身退，归隐林泉。他多次表示要“功成身不居”（《商山四皓》），“功成谢人间”（《翰林读书言怀》）。从中可以窥见诗人的素志和生活情趣。这首诗前六句为总的铺叙以引出结尾两句的感慨。在前六句中，前三句描绘出师时的雄壮，后三句妆摹破敌时的英威。全诗笔力雄健，结构新颖，篇幅布局，独具匠心。
【其四】
这首诗写的是闺中女子对远征亲人的思念。开头写闺中女子想象亲人戍守边塞的情形，以此寄托思念之情。接着写女子在离愁的煎熬中，度日如年的情景。
【其五】
首联两句，分述了敌我两军的态势，指明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塞虏”，塞外的强盗，含有轻蔑、贬斥之意。当时的北方诸胡，有的还是原始部落，有的则转向世袭王权制，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他们对唐王朝的物质文明常怀觊觎之心，故边境屡遭蹂躏边塞战争大都起因于此。“乘秋下”，是指到了秋收季节，他们就乘隙而入，烧杀劫掠。“天兵”，天朝的军队，含有歌颂、赞美之意。他们堂堂正正，出塞去抗击胡虏。通过措词的褒贬色彩，表明了诗人鲜明的爱憎。
颔联两句，与首联“天兵”照应。“虎竹”，兵符，分铜虎符与竹使符两种，合称虎竹，由朝廷和将领各执一半，发兵时相对合作为凭证。“将军分虎竹”，是指将领接到征战的诏令。“战士卧龙沙”，指军队已抵达塞外战场。“龙沙”，指白沙堆沙漠，在楼兰国附近。这两句属对工整，气势磅礴。从将军到战士，同仇敌忾，威严整肃，争相建功报国。刚刚颁发诏令，很快就已深入敌区，表明进军神速，所向无敌。清人吴汝纶说这两句“有气骨有采泽，是太白才华过人处”（《唐宋诗举要》），是深中肯綮的。
颈联两句，描写边塞风光和战斗生活。“胡霜”与首联的“秋”相照应。“边月”、“胡霜”，均为静物。皎洁的月色，银白的寒霜，笼罩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造成一派朦胧苍凉的气氛。而“弓影”飘移，“剑花”闪烁，则包含着战士的行动。用“随”和“拂”这样两个锤炼而得的动词把两者结合起来，就使静物和人物的动态融为一体，显得生机勃勃。这就构成一种奇妙的意境：于苍茫中见壮美，于异彩中显飘逸。诚如沈德潜所说：“只弓如月，剑如霜耳，笔端点染，遂成奇彩。”（《唐诗别裁》）弓与月，形状相似；剑与霜，颜色相同。诗人巧妙地利用它们的某种共性，使它们之间的联系显得自然、和谐，使艰苦的军旅生活衬托得轻松、愉快。因此邢昉说：“以太白之才咏关塞，而悠悠闲淡如此，诗所以贵淘炼也。”（《唐风定》）在尾联中以诗中主人公的口气抒发了“天兵”的必胜信念和献身精神，把全诗推向了高潮。“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是征人向少妇劝慰：未获全胜，玉门关还不能入，请亲人耐心等待，不必长吁短叹。大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英雄气概。据《后汉书》，班超上疏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艺苑雌黄》云：“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李白之善于用典，大率类此。结局不落边塞诗以乡愁，闺怨作结的窠臼，而造成余音袅袅余韵无穷之感。这别具一格的结尾，使贯串全诗的壮美情怀更加完善，崇高精神得到升华了。
【其六】
这首诗写了由于匈奴南侵引起新的战争，但在杰出将领的率领下，勇敢的战士们又一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中原地区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唐时北方突厥非常凶悍，对李唐王朝形成了长期严重的威胁。诗人选择汉军抗击匈奴的题材，部分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