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长安的菊花,尽管不象牡丹那样“花开时节动京城”,有“真国色”之誉,但毕竟曾盛极一时,为许多诗人所吟唱。至今,西安兴庆公园中的菊花仍繁衍不绝,声驰中外,唐代遗风依约可见。
本诗的作者思念京都长安,却将菊花特提,并满庭植菊,以寄托忆念之情。看来,诗人是有意将长安与菊连在一起,在婉转地透露其心曲。据有关资料载述,诗人性格疏旷,不拘小节,曾为西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时常感慨唐末世之衰,对开元盛世追慕不已,谓:“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长安清明》)。诗人在这里忆念长安菊,或是藉以发抒追昔怀旧之情吧!开首的二句,一“因”一“果”,呼应成趣,章法细密谨严。而且.以对话的语势叙事抒情,也给人以亲切感,加强了,作品的表达效果。
而对红兰,诗人则是另一副态度,在告诫它:切莫因菊花的颜色素雅而恣意轻慢,菊花历来为人们所珍视,有过龙山泛酒的小凡经历呢。龙山泛洒,据《世说新语》注引《孟嘉别传》载,盂嘉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官僚咸集,皆戎服。有风吹嘉帽落,初不觉。嘉薄饮,愈多不乱,自言得酒中真趣。并未述及采菊泛酒事,但是,古时有九月九日“登山饮菊花洒”(《荆楚岁时记》)的习俗,诗人盖将二事糅为一体,意在强调菊花的不同凡流。
本诗看去是平直叙述,无多机巧,实则寓曲于直,多弦外之音。大概诗人有过被人轻慢的经历,故而暗以菊相标榜,忆起“白马似冷朱绂贵,彩衣遥惹御炉香”(《寄右省李起居》)的京师生活,才有“龙山泛酒”之喻。借咏菊婉曲地表述了他郁闷不平的心理。
这首诗第一句写养蚕的辛勤劳苦。诗人在这里没有过多地描写养蚕的过程,只是用“辛勤”与“得茧不盈筐”互相对照,突出了蚕事的艰辛。人们心中充满了怨恨,因此诗人在下句说这些养蚕人“灯下缥丝恨更长”。这句诗用茧丝来比喻蚕农的恨,既形象又贴切。劳动人民每天深夜都要抽丝织布,每一缕丝都是蚕农辛酸的记录,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自己劳动的果实。劳动果实被统治者白白拿去,所以在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那每一声织机的声响都是劳动人民的叹息,都是劳动人民的诉说。
第三句诗锋一转,写穿绫罗绸缎的贵人。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然而他们哪里知道蚕农和织妇的辛酸,他们只知贪爱绣在绸缎上的鸳鸯图案。这样,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就更为明显,更清楚地点明封建社会贫富的对立,写出劳动人民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愤恨和鄙视,诗的社会意义就更深刻,社会作用更广泛了。
全诗语言通俗,明白如话,前两句同后两句构成对比,使诗意更加鲜明,加强了诗的表现力,使诗的主题揭示得更加深刻。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首联“地胜遗尘事,身闲念岁华。”“遗”字极佳,与诗题“自遣”相互呼应,与下文中的“念”字形成掎角之势,暗寓诗人面对春秋代序,生发出迟暮之感的喟叹。
颔联与颈联主要描写春日的宁静之美。神秘的夜幕下,万籁俱寂的大自然宁静却不死寂,它有泉声、风声,亦有月光的流动,它与白日一样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任”字有气韵,一写听任自然之妙,二写诗人的萧散和闲适。
尾联“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陶然幽居“恃琴酒”,可以暂时忘却红尘俗事。“忘却在山家”,表面上看,诗人摆脱了世事纷乱,从而内心从容、恬静、舒适、安详。
这首诗层次分明,围绕诗题层层展开。诗中虽处处见隐者风貌,然诗题中“自遣”二字却暴露出诗人并非甘心情愿地置身红尘之外,景物的幽静更彰显心境的苍凉。竹影风声,月夜花香,幽泉潺潺,径斜苔荒,在幽境与琴酒间颇有悠然自得之趣。但因“地胜”而暂忘“尘事”,因“琴酒”而“陶然”山家,这种“自遣”是所谓举杯浇愁,并非真能超然物外。
《弈喻》借事议论,用浅近易懂的事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人观他人之失易、观自其之失难,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的哲理。全文依事取譬,抽象事理,短小精悍,议论风生,能给读者以许多教益。
文章第一自然段生动简洁地叙述了一次观弈、对弈的经历。观弈时,作者对客是“嗤其失算”“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已”;对弈时却是数子先失,中盘苦思冥想,终局惨败,最后落得个“赧甚,不能出一言”的结果。观弈和对弈时,作者对自其和对客人的棋技判断差距如此之大,这引起了作者的深思。“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默坐”正是作者弈败后冷静反思的表现。由此引出第二段发人深省的议论。以“弈”喻“学”,提出学者应辩证客观地看问题,要像下棋一样,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冷静地思考问题。这一段首先列举“今之学者”不正确的治学态度。“多訾古人之失”,“乐称今人失”,“多訾”“乐称”,形象地刻画了那些“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的学者的浮躁情态。然后提出作者的主张,看问题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第三段,扣住弈棋情况深入一层议论,指出下棋的好坏有标准,大家能评判。事理方面的问题由于各人都认为自其正确,是非标准就难定了。“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由此,作者指出:别人的短处,可能正是自其的长处;而自认为没有短处,却正是最大的短处,于人于其,都应该正确对待、全面评价,所以绝不应该彼此嗤笑。
在选材上,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事实胜于雄辩”,能否选好事例,对于一篇说理文来说非常重要。《弈喻》类似今天的杂文,事例典型与否更是成败的关键。作者精心地选择自其的一次亲身经历,而且是ー次令十分难堪的经历,这本身就很容易警动读者。加上事例的前后对比十分鲜明,富于戏剧性,先是观人之失,作者从心限里瞧不起客人的棋艺;是见其之败,事实证明客人的棋艺比他高得多。这样有趣而严峻的事实,深刻的哲理已暗寓其中,不由得读者不接受。作者对事例的剪裁,也见功力。凡是与主题无关的,如棋场的气氛、客人的形貌、下棋的步骤等一概省去,而着重于反映作者的心理变化,并以此变化为线索,凸现整个事例。先是“其失算”,以为“不逮其”,后来对局,“予颇易之”,再后“予思益苦”,最后“予赧甚,不能出一言”,描写紧紧扣住主题,不枝不蔓。这为下文所要阐明的道理作了铺垫,使下ー段省去了许多抽绎引思的文字,文章自然就精练了。
在结构上,作者构思很精巧。三段之间跳跃性很大,每段前后并无任何关联词语,读来却丝毫没有接不上、梗阻不通的感觉。原因在于作者注意了文章的内在联系——道理的连接和发展,这也就是古人说的“文气贯通”。如前所分析的,作者在第一段落笔时,就已考虑到主题的需要,读者顺着作者的思路读完一段,虽不能说已得出第二段要揭示的道理,但至少已接受了作者的“暗示”,第二段跳跃再大,也不会觉得突然。第三段对第二段显然跳跃也很大,由于它是第二段哲理的深化和发展,即由讨论个人的得失到探求真理的得失,这是思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顺理成章,读者也会感到很自然。同时,在揭示哲理的方法上,全文均采取对比的方法。第一段将客与其对比,将客的失败其的失败对比;第二段是今人和古人对比,是自其的过失与别人的过失相比;第三段是把下棋和探求真理对比。由于方法的一致,文章也就显得脉络清晰,前后统一。另外,该文每段虽无关联词语,却注意了词汇的前后照应。三段文字的中心词都是“失”,这个“失”字的内涵是一致的,而它的外延却随着段落的变化而扩大,这是古代散文修辞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既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整体性,而又使它错落有致、含蕴无穷。
在语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讲求。像“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等句,对仗工整,道理在一正一反的比照中相对而出,十分醒目。对仗句用得好,不仅能使语言精练,句子含义丰富,而且由于上下文对比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加之蕴含哲理,容易构成警句,加深读者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