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第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预作铺垫;第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第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文章记人记事传神感人,比喻生动形象,语言活泼简洁。
此文有三善。第一是剪裁得当,计一当十。全篇不到三百字,却有声有色,不觉其短。作者将概略勾勒与具体描画相结合,虚实相间,遂臻墨妙。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身价)预作铺垫,必不可少。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在千头万绪中,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有简括交代,言其“与本传(指《水浒》)大异”,可见有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微入毫发”与“找截干净”似是难以得兼的,柳氏却能使之并存双美,可见其得心应口。有具体描绘,说到柳氏善于渲染故事情节,能引人入胜,便举其说武松到店沽酒,见店中无人,大声一吼,竟使空缸空罐瓮瓮作响,这的确是从细枝求节上将书中角色讲活了。这里不仅使人觉说书人“细微至此”,而且觉得作者文笔亦“细微至此”。这一笔遂使全篇生辉。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或“辄不言”,或“款款言之”,均有理有节,这就突出了一个艺术家(非说书匠)的品格。由于叙写的详略、轻重、虚实处理得当,增加了文字的分量与效果。
其次是下字考究,铸语洗练。仿此文中的话说,则又口角波俏,行文流利。要写有个性的人,须有个性化的文字,方为上乘。作者深知个中三昧。此文写说书高手,语言也力求话泼生动,绘声绘色。文中多用短句,尤其口字结构的短句,又适当注意短长相间,读来上口悦耳,于无形中为其人传神写照,作用不小。如第二段全部文字,与第三段的“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齰舌死也”数句,既整饬又流走,也可说是“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人筋人骨”,饶有音乐美。此外,文中的“微入毫发”、“找截干净”、“闲中著色”、“口角波俏”等语,同时均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第三即闲中着色,陪衬绝妙。其文主旨本在赞美柳敬亭的艺术风采与魅力,却不讳言其‘貌奇丑”,而且从头到尾,对此大加渲染,直呼“柳麻子”,形容他“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与此同时,却又拉上个风流妍美的歌妓王月生与之并提,说“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又说“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这样写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有衬托妙用。那歌妓色艺双全,被人捧红,不足奇;而柳麻子虽丑,却以其技艺生色,同样受人爱重,才可称奇。人们不呼其名,而呼“柳麻子”,反觉亲切,居然昵称。这一陪衬,使得此文更为摇曳多姿。
众所周知,法国文豪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将奇丑与内美(善)集于钟楼看守人卡西莫多一身,且与单纯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相映村,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文学史上引为美谈。这种手法,与张岱的这篇小品文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后者在时间上则又遥遥领先了。
这首秋夜抒怀之作,具有李后主词的一般风格。它没有用典,没有精美的名物,也没有具体的情事,有的只是一种顾影自怜,空诸一切的观念。一切都是那么朴素,那么明白,却又令人低回与困惑。大约是词人后期之作吧。读这类词,最要玩味其中环境氛围的创造,和抒情主人公浅貌下的深衷。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开头两句是说,昨天夜晚,风雨交加,遮窗的帐子被秋风吹出飒飒的声响,窗户外传来了令人心烦的风声雨声,整整响了一夜。首两句写秋夜风雨,完全是白描化的。表面看来,风雨大作,怪嘈杂的,其实除了“飒飒秋声”外,此时更无别的声音,反而见出夜的寂静。令读者觉得其境过分清冷,几乎要倒抽一口冷气。此种词句,最见后主本色。
“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这两句是说,蜡烛燃烧得所剩无几了,壶中水已漏尽,我不停的多次起来斜靠在枕头上。躺下坐起来思绪都不能够平稳。这两句出现了抒情主人公,这人物给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他过于清醒,他熬到“烛残”,听得“漏断”(更鼓歇),可见是一夜未曾入眠了。这清醒状态的描写,正好逼出下片的感慨。另一个印象便是它方寸烦乱,“频欹枕”的“频”字,表明他在床上是辗转反侧,五内俱热。后来干脆不睡了,但内心仍不平静,表现在动作上便是“起坐不能平”。他到底为什么,这恰恰是词人不喜道破的。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这两句是说,人世间的事情,如同流水东逝,说过去就过去了,想一想我这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以前荣华富贵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过片之后,全属抒情。这也许是最一般最普遍的人生感慨了,但对于不同的人,其中包含的人生体验之具体内容,则可以是各各不同的。此即《维摩经》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各随所解”。后主词所以能引起后世众多读者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这两句中的“漫”(作空解)、“算来”,表现出一种空虚、疑惑、迷惘感,是很传神的。
“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末两句是说,醉乡梦里平坦,也无忧愁,可常去,别的地方不能去。主人公无法摆脱人生的烦恼,却是因为他太清醒,太执着。最后两句,说穿了便是一醉解千愁,可词人换了个比喻性的说法——“醉乡路稳”,则其反面是醒者行路之难,故云“此外不堪行”。
全词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李煜后期作品的特色:情感真实,清新自然。尤其是这首词,作者对自己的苦痛毫不掩饰,把自己的人生感慨明白写出,不假饰,不矫情,简洁质朴,有现实感,虽然思想情调不高,但艺术价值不低。
“来日一身,携粮负薪。道长食尽,苦口焦唇。”《善哉行》古辞首二句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初看李白诗似也是套语;其实不然。“携粮负薪”,即《赠崔司户文昆季》所云“惟昔不自媒,担西入秦。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匠”的“担”。李白把被召入京一事看得很重,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不无自得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到了长安,待诏翰林,弄臣般的地位,高力士辈的忌恨,同列的谤伤,种种严酷的现实使他从“愿为辅弼”的幻梦中清醒过来,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他却觉得太漫长了,“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此诗“苦口焦唇”反映了诗人当时彷徨、怅惘和困窘之态。最后,他是非离开朝廷不可了。
但是,谤伤和挫折并没能磨损诗人的锐气,也没能改变诗人豪迈傲岸的性格。他说:“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又说:“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答杜秀才饱松山见赠》)。他的朋友任华描绘诗人离开长安的情形道:“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杂言寄李白》)。根据这些载述,可推测“今日醉饱,乐过千金”写的是辞阙为放臣时的达观之状。“仙人相存”至“金丹满握”八句,表面上写从仙人求长生术,实则用游仙的形式表现对人间污浊世界的轻蔑和不满。和人间社会相比,神仙世界没有倾轧,没有谤伤,自由自在。诗中写道,马上有仙人前来存问,劝诱他远学。他随着仙人,一下凌海而至仙界三山,一下腾空而至名山饱岳,何其超然、悠然。不仅如此,他还乘龙飞天,目瞻四野,受神药,握金丹。在太白集中,很有些关于求仙访道的作品,著名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结尾几句写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看起来诗人是真信神仙,太信神仙了。其实又不尽然。他说过,服菖蒲以为可以延年的汉武帝“终归茂陵田”(《蒿山采昌蒲者》),并没有长年。他还对神仙和神仙世界有过怀疑:“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其三);“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因此,这首诗对神仙世界的颂扬,真正目的未必在于求仙长年,而在于借那个世界来否定污浊的人间世界。
“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东海,强衔一木。”这几句,联系上文,说今蒙恩而授之神药,使得长生,其德甚深,无时不思报答,但却有如精卫衔木石填海,德深而无以尽报。联系赐金放还,则还有更深的意思。上文说过,长安三年,备受排挤,诗人感到时间漫长难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召入京,毕竟是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历史,不能在那段时间及有生之年报主恩,又不能无愧。在封建社会中,士子们经济策、济世志的实现,往往与报主阙相联系,李白虽然比较清楚地看出社会现实的黑暗,但对国君仍抱有较大希望,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深报主恩,乃是“浮云蔽日”所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蝉翼九饱,以求长生。”求仙的最高境界是求道,只有求道才能视万乘如敝屣,才能真正做到养生长生。“道”,是老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指超越时空、感知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实体,又是万物之源,所以李白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的“轩”指轩辕黄帝。“道”如此重要,就连黄帝都得师事广成子(《庄子·在宥篇》中一个“达于至道”的人物,一说即老子)以求道。《庄子·在宥篇》说,黄帝问如何治天下,广成子不答;黄帝问如何养生长生,广成子告诉他:清静无为,不把统治天下当成一回事。此诗“蝉翼九饱,以求长生”,就是黄帝听了广成子开导后所作的反映。据《易》,“九饱”为天子之位。黄帝得道,便视天子之位如蝉翼之轻,只以求长生为念。黄帝尚且如此,一个凡夫俗子更不必把世事看得过重,有勅放归,于是便“高歌大笑出关去。”“下士大笑,如苍蝇声,”李白十分痛恨那帮拨弄是非的小人,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对他们进行痛斥,同时也表示绝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自己之所以被国君疏远,就是这些小人作祟的缘故:“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离开长安后,他还写道:“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白璧何辜,青蝇屡前”(《雪谗诗赠友人》)。诗人受谤而离开长安,虽然大笑而去,但是随着其“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幻梦的破灭,内心则有一种难于言状的苦涩。
此诗从字面看,内容和乐府古辞似无大区别,细玩辞意,从“携粮负薪”到求仙访道,直至蔑视小人,都不无诗人傲岸不羁的形象在。海凌陆憩,乘龙握丹,轩师广成,写得旷放飘逸,彪炳陆离,神采飞扬;中间又插入蒙恩深愧,结以下士青蝇,写仙界则始终不离人间,抑郁顿挫,跌宕有势。全诗虽然寄兴深微,辞旨恍惚,但其文理脉络、主旨大略亦不是不可寻绎。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