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运用质朴的语言讽刺时事，控诉与指斥社会中不平等现象，只用事实对照，不加评论，发人深省。
揭露封建社会不劳而获、反映劳动者疾苦的诗篇，古代有很多，但从唐人孟郊的《织妇辞》到宋人张俞《蚕妇》，多着眼于衣着。郑谷的《偶书》，于濆的《辛苦行》从耕者腹长饥入手。相比之下，梅尧臣此诗写烧窑工人，就显得十分新颖。这两句有的本子作“十指不沾泥，”“十”字虽不如“寸”字尖新，但也写出了富家子的根本不劳动。而以“鳞鳞”形容大厦，形象也非常鲜明。诗人用字简练，含意深刻，读之发人深省。
《陶者》属于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作品。首二句以陶者“陶尽门前土”与“屋上无片瓦”相对比，付出如彼，所得如此，人间之不公尽在其中。后二句以居者“十指不沾泥”与“鳞鳞居大厦”对比，付出如彼，所得如此，人间之不公可想而知。前二句以对比道出，后二句亦以对比道出，前二句与后二句更以对比鲜明令人惊叹。《陶者》一诗正以这种环环相扣的对比，道出了人世间的不公平，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风格古朴平淡。
在梅尧臣以前，唐代人已经写了大量反映社会不平等的诗，大都写耕织的农民，梅尧臣这首诗换了个角度，写手工业者，可以说是对自己做诗目标“意新语工”的实践。诗在写作上，打破了绝句声律的格局限制，句法散文化，近似古代的风谣，这正是梅诗古朴淡泊的特色。后来有位并不出名的诗人张俞，作了一首《蚕妇》诗说：“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主题与梅诗相同，不知是否受到过梅诗的启发。近代有很多风谣，往往通过对比显示不合理，则受梅诗影响是很明显的。
从《陶者》即可看出，梅尧臣不断观察、聚焦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在生活场景和人生经历中开拓、寻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题材，或在写前人写过的题材上翻新，开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梅诗构思奇巧而取材平平，用意深远而出之淡然，感情深厚而语句平淡，寓奇峭于朴素，外枯中膏，淡而有味，这是梅诗的创造与追求，也是宋诗的审美取向。
这首诗的首句描绘露筋祠中女神的塑像，后三句写祠外风光，湖云烟树，月堕风轻，白莲吐芳，烘托了女神像的圣洁。诗人通过景物描写，寄寓着自己对所敬仰和所爱慕的热情的赞颂。整篇诗的境界清远，诗味含蓄，想象空灵，语言秀丽。
前人书中曾记载，露筋祠中的“圣女”，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姑。但在诗中，她被描绘成雍容华贵的贵族小姐。他的这种脱离实际的写法，当时有人颇不以为然。然而王士祯有自己独特的构想，他认为诗中的“圣女”代表着最纯洁、最高贵、最美好的心灵，是最圣洁的女神的化身，因而他加之以“翠羽明珰”，也不过类似“此花端合在瑶池”的用意。
不仅如此，在“翠羽明珰”之后，诗人又把她置身于“湖云祠树碧于烟”的环境中，祠的四周绿树葱茏，湖波苍苍，湖云茫茫。这一切如烟如雾，将露筋祠烘托得缥缈而神秘，犹如仙境，而这位露筋“圣女”俨然为瑶池仙子了。
按常理，在交代了祠庙和祠神后，接着便写自己的观感。而作者似乎完全忘记了主题，顾左右而言他，“行人系缆月初坠，门外野风开白莲。”在月亮刚落的拂晓时分，诗人的船停靠在高邮湖畔露筋祠前，野风习习吹来，给人带来一阵阵盛开的白色荷花的缕缕馨香，沁人心脾。这“门外野风开白莲”与门内“翠羽明珰”看起来二者并不相关，然而细细辨析，韵味悠然。莲花在传统审美意识中，一向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象征，白莲更显示着一种洁白无瑕的品格，睹花思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近在咫尺的露筋祠内那位圣洁女神。这野风中的白莲就是圣洁女神的化身。但诗人没有讲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将“圣女”的人格美与白莲的风神美两相映衬，读者自然心领神会。
王士祯是清代诗坛神韵派大师，论诗标榜“神韵”，认为作诗须达到境界缥缈淡远、意味空灵含蓄，避免实指，露人工雕琢痕迹要在自然，具有风调之美。而其作诗要诀则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首《再过露筋祠》，正充分体现了上述这些特点和要求。就以此诗来说，诗中的人，是诗人想像中的缥缈天仙；诗中的“野风开白莲”，也未必是当时当地实有的景物。因为王士祯追求的是“空灵”诗中的情和景，都是凭“兴会神到”时的灵感所得，不必去一一坐实的。
文天祥此词起势颇为雄壮。起首四句以不凡的气势写出天地乾坤的辽阔，英雄豪杰决不会低头屈服，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像蛟龙出池，腾飞云间。“乾坤能大”，“能”，同恁，如许、这样之意。虽身陷囚笼，但壮士未更，深信人民反抗意志并没消沉，光复大业终会来临。“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出自《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写出自己信心，还与友人共勉。期冀他早脱牢笼，再干一番宏图伟业。“风雨”二句借写眼前景象，烘托囚徒的凄苦生活，抒发沉痛情怀，民族浩劫，所到之处皆已江山易手，长夜难寐，令人愁肠百结。他感叹自己身陷牢笼，无法收拾河山，重振乾坤。“横槊”五句，笔锋一转，虽然像曹操横槊题诗气吞万里，王粲登楼作赋风流千古的人物都已逝去，但眼前滚滚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壮阔气势，却使他重振精神，他相信，肯定有英雄继起，完成复国大业，词人情绪由悲转壮，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
下片言别。“堪笑”三句嘲笑自己和邓剡身不由己，随秋风流落在秦淮河畔，既点明时间、地点，又写出自己身陷囹圄的悲哀。宋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出使元营，因痛斥敌帅伯颜，被拘押至镇江，伺机脱逃，在淮水之间和敌骑数次相遇，历尽艰难才得南归。这次，又抵金陵一带，故称“重来淮水”。“镜里”二句以自己矢志不渝、坚贞不屈的决心回答邓剡赠词中坚持操守的勉励。“去去”三句，写他设想此去北国，在沙漠中依依回首中原的情景。收尾两句，更表达了词人的一腔忠愤：即使为国捐躯，也要化作杜鹃归来，生为民族奋斗，死后魂依故国，他把自己的赤子之心和满腔血泪都凝聚在这结句之中。
此词作于被俘北解途中，不仅没有绝望、悲哀的叹息，反而表现了激昂慷慨的气概，忠义之气，凛然纸上，炽热的爱国情怀，令人肃然起敬。文天祥的词是宋词最后的光辉。在词坛充满哀叹和悲观气氛的时候，他的词宛如沉沉夜幕中的一道闪电和一声惊雷，让人们在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之光。此词欢畅淋漓，不假修饰，无齐蓬之痕，绝无无病呻吟之态，直抒胸臆，苍凉悲壮。王国维《人间词话》曰：“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文天祥用生命和鲜血为“燃料”照亮了宋末词坛，可谓当时词坛中一颗耀眼的星辰，给人们留下了无比壮烈和崇高的最后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