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起句“冷红飘起桃花片，青春意绪阑珊。”昭示人们已到了暮春三月，春天即将过去，象喻着南唐小朝廷的败落已初露端倪。
“画楼帘幕卷轻寒”，象喻富丽堂皇的宫室已包孕着难以摆脱的令人寒心的隐患。酒余人散后，由喧闹归于寂静，更增添了主人公孤寂的心绪，独自凭栏以解愁忧。
“夕阳千里连芳草，萋萋愁煞王孙。”紧承上片，叙写远眺所见。夕阳下芳草绵绵，牵动着主人公的愁绪。
最后两句“凤笙何处，明月照黄昏”点明时间已由夕阳转到了黄昏，主人公在栏前凭望的时间就可想而知了。溶溶月光下，主人公独自一人凭栏忧伤。整个境界是那么的静谧、孤凄、又带着难以言说的忧愁和感伤。
这首词的最大特点是写愁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词中的忧愁，写来迷茫朦胧，含而不露。词中的忧愁“闲情”，常常很难确指是什么性质的忧愁，从而留给读者更大的自由创造联想的空间。《临江仙·冷红飘起桃花片》是言情之作，突破了词人一己抒怀的迹象，开始触及人生的苦闷，咏叹世事的坎坷，不期然地揭示出人生路上多困难，自己独自面对需要归属的人生哲理。
全诗共七十二句，可分六章。第一章写祭祀的前奏。人们清除掉田地里的蒺藜荆棘，种下了黍稷，如今获得了丰收。丰盛的粮食堆满了仓囤，酿成了酒，做成了饭，就可用来献神祭祖、祈求宏福了。第二章进入对祭祀活动的描写。人们步履整肃，仪态端庄，先将牛羊涮洗干净，宰剥烹饪，然后盛在鼎俎中奉献给神灵。祖宗都来享用祭品，并降福给后人。第三章进一步展示祭祀的场景。掌厨的恭谨敏捷，或烧或烤，主妇们勤勉侍奉，主宾间敬酒酬酢。整个仪式井然有序，笑语融融，恰到好处。二、三两章着力形容祭典之盛，降福之多。第四章写司仪的“工祝”代表神祇致词：祭品丰美芬芳，神灵爱尝；祭祀按期举行，合乎法度，庄严隆重，因而要赐给你们亿万福禄。第五章写仪式完成，钟鼓齐奏，主祭人回归原位，司仪宣告神已有醉意，代神受祭的“皇尸”也起身引退。钟鼓声中送走了皇尸和神灵，撤去祭品，同姓之亲遂相聚宴饮，共叙天伦之乐。末章写私宴之欢，作为祭祀的尾声。在乐队伴奏下，大家享受祭后的美味佳肴，酒足饭饱之后，老少大小一起叩头祝福。
读这首诗，可以想见华夏先民在祭祀祖先时的那种热烈庄严的气氛，祭后家族欢聚宴饮的融洽欢欣的场面。诗人运用细腻详实的笔触将这一幅幅画面描绘出来，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全诗结构严谨，风格典雅，由序曲到乐章的展开，到尾声，宛如一首庄严的交响乐。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