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主要抒发时光易逝的愁恨。起韵一笔包举,总言忧愁的难以摆脱,为下文分别诉说时光易逝之愁与功业难成之愁预留了地步。在这里,词人“天真地”想通过上楼登高来摆脱令他难以忍受又无法回避的忧愁的想法,本身就充满了奇趣,而他感到忧愁如有脚、又随他上楼的想法就更是奇中之奇。在表达上,化不可见的抽象之愁为有可以触碰与回避的有形之物,深得以形象写抽象的生动趣味,同时,“欲上······愁还”的传情方法,又为文气增加了转折跌宕的灵活之趣。接韵具体表明他所忧愁的内容,是自然也在变迁、亲朋也在衰老白头的时间不居之恨。“几处”与“多少”的限定,空处传神,包揽无限,写出了自然变迁和人生衰老之多简直无法据实计算的大愁苦。这种对于时光易逝的忧愁,是词人“时间意识”觉醒的表现,而“时间意识”又是与人对于存在的反思与觉悟有关的,是一种看似脆弱,其实深刻的对于生命虚无的体验,值得注意的是,词人产生这样深刻的生命虚无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单纯的哲学思考,而是由非常具体而强烈的生命体验所导致的。
于是,过片再进一层,揭示了导致其时间之愁的更直接的愁苦即功业难成之愁。他以感情强烈的语言反复其意与反问自己:说归去吧,还是归去吧,难道人一定要到封侯才肯罢休不成?意谓自己不必要等到做成封侯的功业才可归隐。实际上,它传达出了词人无法作成可封侯的大功业的愁苦。这样,上下片就由这两种愁苦在文理上连成浑然的一体。结韵进而揭出使自己产生时光易逝之愁与功业难成之愁的具体触机,是那种恍若浮云一样到处漂泊的游宦生涯。然后他再转过一层,巧妙运用“浮云”一词的双重比喻意义为自己下了这一转语,如果能像浮云一样逍遥自在也很自由。这样的转语,泄露了他“游宦成羁旅”的生命不自由的痛感。
这首词在表情达意上,采用层层剥笋的见心法,由愁一时间之愁一功业难成之愁一游宦成羁旅之愁,这样就由远而近,填充了越来越具体的生命痛苦:通过他的“剥笋”法抒情,越来越清晰地表现了他愁苦的来处。其总体艺术风貌是,感情浓郁,措意生动,文理自然而兼变化之趣。此外,因为暗喻的巧妙运用,这首词显示了深厚的韵味。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表达别后思念之情。起句便写他日密州杭州相隔天涯,相望渺茫,颇有黯然别情。接下来两句却让人看尽世人的悲哀。为什么有思念,为什么有无可奈何,为什么有离殇有堕泪,原来只为心中还存了一点功名的热望,总想现在的劳累奔波,或许有个指望,可能有些许盼头。
“何日功成名遂了”,到时“还乡”,这和衣锦还乡是一个道理的。背井离乡,亲朋相识却不得见数载经年,一切的一切求一个功成名遂再还乡,然后好好坐下,酒到杯干,细数这些年来的如意不如意,“陪公三万场”,将缺失的岁月再补回,再重拾,再追忆。这里既有不舍之情、别后思念之意,更有一番豁达豪迈之气。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则劝好友不必戚戚于黯然离别之情。“不用诉离殇,”词人对给他饯行的杨绘说,“痛饮从来别有肠。”是豪迈还是离愁百转千回,完全不必费神分辨。离殇从来是不用诉,诉不出的。痛哭也好微笑也罢,不同的人的表露方式从来都是不一样的。此句写出了以酒化情,千言万语的别情尽在心肠千回百转,看似豪迈,实则深藏凄然别情,看似凄然,却有铿锵有力。这般矛盾的劝酒之词,可谓妙绝。
“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这两句描绘了一幅凄清冷肃的送归图,河塘夜色,灯火已残,斯人独行月下。这是七月的事情了,那时的河塘边当有蛙鸣声做伴。苏轼擅书画,赫赫有名的宋四家居首,才华横溢,可是官海沉浮,身不由己。一把辛酸泪,到底难以掩饰,痛饮到了最后,也没能硬生生逼住眼底的热气。“堕泪羊公却姓杨”,则是以杨绘比羊祜了,表达出对友人的赞赏,反映了作者与友人的情谊。以友人堕泪收尾,辛酸而止,言虽尽而别情悠悠无尽。
此词上片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下片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该词真情勃郁,又巧妙地将想象、写景,用典等手法结合起来,是一篇即席惜别的佳作。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