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曲虽和马致远的《秋思》有相似处,但却又自有特点。首二句以“孤村”领起,着意渲染秋日黄昏的冷寂。“一点飞鸿”给阴冷的静态画面带来了活力,造成曲子抒发情感的转移。接着诗人用青、绿、白、红、黄五色,以远及近、由高到低、多层次多侧面立体交叉式地描绘出秋日美丽的景象,使整个画面充满了诗意。此曲极富艺术张力,一笔并写两面,成功地将秋日迟暮萧瑟之景与明朗绚丽之景融合在一起,把赏心悦目的秋景作为曲子的主旋律,不失为又一篇写秋杰作。
这首小令,只五句二十八个字,篇幅虽短,却以神来之笔捅绘出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前三句着力渲染出一派深秋凄凉之景。黄昏时:如血的残霞映照着一座孤零零的小村庄,夕阳淡淡的炊烟袅袅,几只归巢的寒鸦,静静的站立在老树枝头,忽然,一只哀鸣的孤鸿,在天边晚霞影里远远的飞翔,而后两句,作者却将笔锋一转,写到: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白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这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悲到底的俗套。
写秋景,自然难免要烘托出萧瑟的气氛,但是如果全以萧瑟气氛为全篇的写作大旨,又会令读者感受到沈闷而有压力。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白朴在选用语辞时,便颇费心神。白朴在写秋景选词语辞精炼。前二句的“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共用了六个图景:“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而其中任何一个图景,都代表着秋日秋景的萧瑟气氛。为了要使这种萧瑟气氛活泼起来,于是作者接下来选用了“一点飞鸿影下”作为上半段的结语。如此一来,原本萧瑟的画面转成了活跃,寂寞的秋景彷佛也展现了另一种鲜活的生气。最后为了加强作者心目中秋景是美丽而有韵味的形象,因此再以“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作为曲文的结束语。这两句用了“青”、“绿”、“白”、“红”、“黄”五种颜色,而且“白草红叶黄花”这三种颜色,是交杂在“青山绿水”二种颜色之中;“青山绿水”是广大的图景,“白草红叶黄花”是细微的图景,如此交杂相错,于是原本是寂寞萧瑟的秋景,突然变得五颜六色而多彩多姿。由此可见,白朴的散曲写作技巧的高明了。
描绘秋景,历来是中国古代文人喜爱的一个题材,为表现它而不惜笔墨的诗人骚客代代有之,留下的作品更是多不胜举,但许多作品易于流入俗套。白朴却能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在作品中,层次分明的描写了秋天的自然景象,虽然,在开始时,有些许的萧瑟之意,然而后来以缤纷的色彩作结,终究是赏心悦目韵味无穷的。他用笔精深,作品风格独具,婉约清丽,意境新颖,可与被誉为“秋思之祖”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媲美。这首小令不仅不俗,还很是典雅。词、曲有雅、俗之别,一般来说,词尚妩媚、含蓄,而曲贵尖新、直率。白朴的这支小令却有词的意境。曲中虽无“断肠人在天涯”之类句子,抒情主人公却时隐时现,在烟霞朦胧之中,传达出一种“地老天荒”的寂静。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上片,“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词人先向新任杭州太守林子中诉说着他的仕宦奔波之苦。这句词份量沉重,内涵复杂,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其一,词人说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只留下一堆吟咏西湖山景的诗作了,表现了东坡的谦虚和自责精神,令人钦敬。其实,词人这次知杭政绩斐然,尽人皆知,他不仅积极抗旱救灾,施粥送药,救活了很多贫困百姓;而且开河浚湖、兴建水利,在西湖中筑造堰闸,修建南北三十里长堤,并在堤上造六桥,置九亭,遍植杨柳芙蓉,不仅美化了风景,还方便了行旅耕作,深得人民崇敬,以至人们“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做生祠以报。”
下片,集中请求林子中评判其湖山新诗。“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词人说西湖山景千变万化,百年数异,自己对之描写是很困难的。这里,词人把其湖山诗作的内容限制在自然景物的范围内,与其他(如政治)无关,而且“百年几变”,“下语千难”,表明其诗歌内涵随着风景的变化而复杂多变,用语费神颇多,是正常现象。“使只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这末二句是词人对林子中的客套颂扬之辞,当然也含有某种期待的愿望,他说林子中才气如壮阔波涛,一定会对自己的新诗做出公正的评判。用语谨慎巧妙,表面上是请友人品赏、评说自己的新诗,而却带有某种警惕性。因为词中连用“公案”、“判断”二词,十分醒目,这涉及到诉讼、判案性质,东坡决不会随便使用之。东坡似是有意把自己当作了“被告”,等待审判,但他实际上却又是问心无愧,心地坦荡,并且充满了自信心。
全词表现了词人对自己奔波在仕宦之途中的无可奈何心境,用意深微,浑然妥贴,章法平中有奇,虚实柜生,宛曲味永。
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一片风流,今夕与谁同乐?”眼前依然一派繁华景象,但跟谁一起分享呢?元兵指日南下,大兵压境,人心惶惶,苦中作乐,苦何以堪?“月台”二句,描述在月光下,花丛中,台馆依旧林立,但已弥漫敌骑的漫漫的尘埃。“豪华”二句,谓昔日繁华尽逝,只有青山如旧。“钱塘”两句,谓钱塘江潮涨潮落仍象从前,似怨江潮无情,不解人间兴衰,
“万点灯光”,几句,笔锋一转,由室外之景转写室内。分别从灯光、玉梅、昭君三层落笔。元宵节又称灯节,往日火树银花,灯光锦簇。“羞”字用得好,谓“灯光”也以神州陆沉而权贵们仍沉溺歌舞为羞。“灯光”反衬亡国人的视角和心境。感觉“羞”的不是物,而是人,即作为观照者的词人自己。珠光宝气与万点灯火交相辉映,愈丽愈“羞”,良辰美景,风光不在。
“玉梅”两句,梅花凋残,春光不久。暗寓宋朝后妃当此国运将终之时,命运坎坷,怨恨至极。“昭君”两句,应当系喻指宫嫔。从后妃(玉梅)到宫嫔(昭君),都有末日将至之感。
“离愁卿寄,画楼哀角”则总括后妃、宫嫔,也包括作者自己。腹有满腔离宫之愁,只能寄托在戍楼传来的号角声中以“画”修饰戍楼,用华辞反衬;以“哀”形容角声,相反相成。幽咽角声,恰如为宋王朝奏起了挽歌。元宵佳节而以“哀角”作结,是伤心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