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作者热情地赞颂了那一时代，他把芳菲的春景、闲适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写，表达了内心极度的欢愉，毫无粉饰太平之嫌，写得真实、健康、开朗。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插花者即是年过花甲的作者自己。这就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头插花枝，饮酒为欢，花照美酒，美酒映花，鲜花与美酒，充溢于诗人的心扉。一开篇，便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诗人那种悠然自得、圆融自乐的神态。

　　诗人陶醉的原因，颔颈两联以醉歌的形式作了回答。诗人一生度过了六十年的太平岁月，亲眼见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的盛世，再加以筋体康健，时节芳菲，老人的心遂完全被幸福涨大了。他笑眯着醉眼，看面前的酒杯。只见杯中映着花影，红光溜转，面对这花，这酒，这位处在盛世中的高龄而又健康的老人，他的一生乐事都如同被召唤到了眼前，所以痛饮到大醉方归。

　　该篇与崇尚典雅的传统五、七言律诗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它有白居易的通俗，而其实和白诗并非一路。白诗在平易中一般仍包含着高雅的意境，邵雍这类诗则表现了一种世俗的情怀。它纯用口语，顺口妥溜，吸收了民歌俚曲的因素，又略带打油诗的意味，具有一种幽默感和趣味性。

　　诗格虽不甚高，但充溢着浓烈的太平和乐气氛。这种气氛的形成，固然由于内容是歌唱时康人寿，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老人白发上插着红花，乐陶陶地对着酒杯，这一形象一开始就给诗带来一种气氛；语言节奏的流走顺畅，“花”、“酒”等字的反复回环出现，也显得和乐遂意；颈联“况复”、“那堪”等词语的运用，末联“争忍……不”的反诘句式，又都能把气氛步步向前推进，有那种“击壤而歌”的意味。对于这类诗，虽然不可能望有盛唐诗人作品的宏伟气象，但尚能近于“安闲弘阔”（《颐山诗话》评邵雍诗）。从中表现出北宋开国后“百年无事”的升平景象，以及一些人在小康中安度一生的那种心满意足的精神状态。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