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亦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清人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词曲概》)在词的发展史上,宋初词风承南唐,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欧与冯俱仕至宰执,政治地位与文化素养基本相似。因此他们两人的词风大同小异,有些作品,往往混淆在一起。此词据李清照《临江仙》词序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李清照去欧阳修未远,所云当不误。
此词写闺怨。词风深稳妙雅。所谓深者,就是含蓄蕴藉,婉曲幽深,耐人寻味。此词首句“深深深”三字,前人尝叹其用叠字之工;兹特拈出,用以说明全词特色之所在。不妨说这首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意境也写得深。
词上阕以“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点明女主人所处环境“庭院”,而三个“深”字的叠字运用更形象地描绘出女主人所处环境之“深幽”。这三个字不仅写出“庭院”之幽深更写出了女主人内心的幽深孤寂。词人紧接又用“杨柳”、“堆烟”、“帘幕”这些意象将女主人内心之凄之怨刻画的淋漓尽致。其中“堆”字尽道杨柳之密,烟雾之浓。试想女主人在庭院独上幕楼放眼遥望茂密的杨柳萦绕着浓浓的雾霭仿似一幅水墨画。奈何如此美景却寻不见丈夫的踪迹,眼前景物狠心地阻隔了她的视线,内心无端升起无限悲凉来。虚数“无重数”与“几许”相呼应,暗示阻隔视线的岂止是“杨柳”、“堆烟”、“帘幕”那么简单。女主人因何望夫?丈夫到哪里去了呢?既不当兵也不从商而是“玉勒雕鞍游冶处”。丈夫在外风流快活而自己却只能独上幕楼凝眉空望,叹息楼台之幕让自己看不见章台路。后两句点名女主人内心凄婉、空怨的原因。女主人明知丈夫在外风花雪夜,但内心还是怀有期盼,哪怕只看见丈夫离去的背影也好,奈何这点要求也难以满足,只得独自忍受着深院的冷漠寂寥。
下阕则是女主人内心世界引发的感伤。“雨横风狂三月暮”,其中“横”和“狂”直接点破女主人那异常不平的内心世界。三月的春风细雨原本极其温柔,然而这里雨不是“斜雨”而是“横雨”,风不是“煦风”而是“狂风”,原本美丽的“三月”却饱含着一份无情。“暮”字足见女主人等待之久,或许一天,或许一年,或许一辈子。多情的等待换来的却是无情的深深庭院里的不尽的黑夜。“夕阳无限好”,女主人已无意黄昏,一个“掩”诉尽她内心的凄凉。“无计留春住”看似“无计留春”实则是感叹女子容颜易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青春未逝况且如此,青春流逝那还有什么盼头呢?此情此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位独处深闺的女子日日期盼着良人,奈何良人却无意家中,成天风花雪夜在外头鬼混;日子一天天过去,自己的青春也一天天消逝,自己又凭什么期盼良人回心转意呢?内心油然升起无限寂寥、感伤、无奈之情来。女主人公最后只能寄情于“落红”,自己恰如那凋谢的落花一去不复返,再无人想起她那令人怜爱的容颜。“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泪即是为花也是为己,或许是花的残败触动了女子的心事,或许是女子自感身世怜花垂泪。“不语”则表现女主人内心孤寂无人理解的愁苦。“乱红飞过秋千去”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
词中写了景,写了情,而景与情又是那样的融合无间,浑然天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读此词,总的印象便是意境幽深,不徒名言警句而已。词人刻画意境也是有层次的。从环境来说,它是由外景到内景,以深邃的居室烘托深邃的感情,以灰暗凄惨的色彩渲染孤独伤感的心情。从时间来说,上片是写浓雾弥漫的早晨,下片是写风狂雨暴的黄昏,由早及晚,逐次打开人物的心扉。过片三句,近人俞平伯评日:“‘三月暮’点季节,‘风雨”点气候,‘黄昏’点时刻,三层渲染,才逼出‘无计’句来。”(《唐宋词选释》)暮春时节,风雨黄昏;闭门深坐,情尤怛恻。个中意境,仿佛是诗,但诗不能写其貌;是画,但画不能传其神;惟有通过这种婉曲的词笔才能恰到好处地勾画出来。尤其是结句,更臻于妙境:“一若关情,一若不关情,而情思举荡漾无边。”(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王国维认为这是一种“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便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也就是说,花儿含悲不语,反映了词中女子难言的苦痛;乱红飞过秋千,烘托了女子终鲜同情之侣、怅然若失的神态。而情思之绵邈,意境之深远,尤令人神往。
这篇赋先写文同画艺的高超,再写文同画艺高超的原因,最后指出文同画竹合乎大道。全赋语言简洁凝炼,流畅疏宕,准确精到,既形象鲜明,又意义深邃,句式整齐中有变化,音韵节奏跳荡活泼,语言形式与内在意蕴的表达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全赋分三层。第一、第二段为第一层,此层以真衬画,极写文同画艺的熟练高超。此赋起笔扣题,先总写文同所画墨竹的精妙。“与可以墨为竹,视之良竹也”,这里的“良”字,不仅是“好”的意思,也包含着“真”、“美”的意思,是说文同的墨竹,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所以“客见而惊焉”。然后此赋借客人之口,首先描述了竹子生长的环境条件和成长过程、它的禀性恣态、与众不同的品格神韵,接着笔触一转,如此物生自然、造化难使的竹子,文同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它绘写出来,不仅得其形,而且得其神,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奇,所以客人禁不住要问:“子岂诚有道邪?”这一段作者用了“水涨船高”的写法,先极力铺写竹子的生长、恣态和神韵,目的是为突出文同画艺的高妙服务。第三段为第二层,此层借文同之口,述说文同画艺之所以达到如此境界的原因。首先借文同之口说:“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为下文确立纲领,接着叙写文同痴迷于竹,生活在竹子中间,心无旁鹜,观其形,体其神,察其变,会其德,从而由熟悉竹到喜爱竹,最终达到与竹化而为一。因此,当文同画竹时,便“忽乎忘笔之在手,与纸之在前,勃然而兴,而修竹森然”,达到巧夺天工、与自然争奇的地步。最后两段为第三层,此层总结全文,说明文同之画竹,合于大道。作者首先用庖丁解牛与养生之道相通,轮扁斫轮与读书之道相通两个事例说明“万物一理也,其所从为之者异尔”。接着用设问的方式,说明文同之画竹,同样也合于大道,从而把题旨升华到了“万物一理”的这个社会生活根本的原则上。
在艺术上,此赋除继承了传统的赋体创作手法如主客问答的形式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此赋构思精巧,行文流畅,前后联系密切,结构合理谨严。此赋第一层写文同画艺的高超,第二层写文同画艺高超的原因,第三层指出文同画竹合乎大道。全赋以“道”为贯穿始终的线索,而“道”的含义又随着文章的展开而逐渐丰富和深化。其二,写竹与写人,论画艺与论人品有机结合,人、景、情、理浑融一体,使全赋意蕴丰厚,耐人品味。其三,语言简洁凝炼,流畅疏宕,准确精到,既形象鲜明,又意义深邃。其四,句式以散句为主,骈散结合,整齐中有变化,音韵节奏跳荡活泼,语言形式与内在意蕴的表达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这是一幅清新、流丽、色彩淡雅的水墨画。词人通过层层点染,步步铺陈,描绘了夏日雨过天霁时水中莲叶荷花的美景。
词的上片通过首句点出所咏之物。
“红”既写荷花颜色之美,同时也写其开放之盛。“袅袅”则兼写外貌与精神,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荷花的柔丽妩媚、婉转多姿。次句转写荷花的生长地,“蒹葭”以喻微贱,又用一个叠词“脉脉”写出了荷花甘于微薄、不攀不附的品格,同时也寄托了词人的志趣 。“西风”、“疏雨”两句点染秋景、以衬荷花,表面上看似写荷花所处的秀美自然环境,实则通过写与荷有关的事物来达到写荷的目的。这是一种“借笔”,写风、写烟、写雨,也同样是写荷,而且写来不是那么质直,而是飘逸、空灵,把荷的形象写活了。无风荷不香,荷便是死荷。这里的风不能是狂风,而是“淅淅”的风。同样,荷与雨的关系也至密切,这里的“雨”也应是“疏疏”的雨,至于这种雨后的荷花 ,则更有美人出浴之妙 。这两句中的三个叠词用得恰如其分。以“渐淅”轻微的风声写金风初动、摇荷传香,以“淡淡”状“烟”、以“疏疏”限“ 雨”。这样配搭起来,就能尽善尽美地托出荷花“袅袅”、“ 盈盈”的生动情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交代了所咏之物及其生长处所之后,正是要着力写其形象的时候,却不去作质直的、忠诚的正面描绘,不作主观的“说破 ”,而是只从几个方面作点染烘托,写了“淅淅西风淡淡烟,几点疏疏雨”便结束了上片。这正是作者不落窠臼、自出心裁的地方。这种写法能给读者留下无限广阔的想象余地,使读者由此及彼,神明顿发产生美的联想,而造入三昧之域。
下片写雨后天霁,“草草展杯觞,对此盈盈女。”词人巧妙地从外部空间移向欣赏主体所在的小空间──船舱里:桌上简简单单地摆上了酒杯和菜盘,朋友们正举杯畅饮,席间还有美丽多情的女子相伴助兴哩!朋友们相聚以莲叶劝酒,是久别重逢,还是远行饯别?这无需细说。词人很快又将笔锋转向船舱外,继续描会大空间景色,“叶叶红衣当酒船,细细流霞举”。这是从船舱内这个特定角度向外望去,只见枝叶叶、层出不穷的莲叶荷花横挡在酒船前面(“红衣”指荷花。贺铸有“红衣脱尽芳心苦”句)。此刻,雨过天晴,细细的五彩流霞从莲荷摇曳攒动的地方冉冉升腾,这是多么绚丽的景色呵!以动态作结,正象刘禹锡的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样,有“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之妙。
全词使用叠多且妙。全词共四十四字,其中叠字竟占了十八个,句句有叠字,联绵而下,相互映衬,无不自然妥贴。用来写荷花形象的有“袅袅”、“脉脉”、“盈盈”、以至于“叶叶”(红衣),写自然景象的有“ 淅淅”(的风 )、“ 淡淡”(的烟)、“疏疏”(的雨),写词人动作情态的有“草草”、“细细”。这些叠字在意境、气韵、情调等方面,有极为协调。这些叠字不仅生动传神地塑造了荷花的形象,表现了词人疏神达思、怡然自乐的生活情趣,而且造成了一种轻灵、和谐、安谧而洒落的情调,形成了行云流水般的声韵美。这种情调和声韵美,与写“盈盈女”般的“袅袅”荷花,与写文人雅士品酒荷的特定场景,都极为合拍,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统一。这种频繁而有规律地使用叠字,在诗中有《古诗十九首》为例,而在词中则略无俦匹,这不能不说是葛立方的独具匠心。
《尹师鲁墓志铭》第一段至第六段为志,较详细地记述了尹师鲁一生的主要经历,赞扬了他才德兼备、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点。最后两段为铭,文字精少,语言含蓄,寓意尹师鲁的精神永不磨灭。
全文志的部分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至第二段为第一部分,写尹师鲁名重当世。首先简单交待尹师鲁的姓氏、籍贯。为什么天下的人都称他叫师鲁,是因为这个名字为天下人敬重。天下人敬重尹师鲁有知与不知两个方面:知的一面,是推其文学、高其议论、多其才能;不知的一面,是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简要地概括了尹师鲁各方面的才能和优秀品质,起到总领全文的作用。下文是分条予以叙述:其文,“简而有法”;其学, “通知古今”;其议论, “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作者认为:只有孔子或孟子才能当此赞誉。话虽少,语意却很重。“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是称赞其才能。这些是天下之人知道的一面,也是尹师鲁名重当世的原因。
第三段至第五段为第二部分,写尹师鲁一生的经历,写得详细具体。主要是表现尹师鲁有多方面的才能,有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好品质。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这一部分概括为二十次调动,三次贬官,两件忠义之事,一德政,一喜好。从尹师鲁中进士到去世为止,中间服父丧两年,他大约做官二十年,却约有二十次调动,历经山西、河南、福建、湖北、安徽、陕西、甘肃七省。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仅旅途奔波一条,就使人很为难。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不厌其烦地志其一生经历,一是为文体的需要,二是表现尹师鲁忠君爱国,有令必行,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的好品质。
“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是指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五年(1046年),共十年。三贬官,第一次,景祐三年五月,为全忠义之节,上书请求同范仲淹一起贬官,贬郢州酒税。第二次,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 “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知秦州”。第三次,庆历五年(1045)七月,尹师鲁在渭州任崇信军节度时,部将孙用,在京师借债不能还,尹师鲁爱惜人才,就用自己的和军中的一些钱替他偿还。但是,后来孙用到了京师,恩将仇报,反而告尹师鲁“自盗”军款。因此,尹师鲁被贬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这三次被贬,尹师鲁本身并无什么过错。前两次是为了全师友忠义之节受连株,后一次是好心不得好报,被忘恩负义的人反咬一口,有苦难言。三贬官,充分表现尹师鲁为人的忠义品质。两件忠义之节,一指尹师鲁第一次被贬,范公无罪被贬,谏官御史不肯言,而尹师鲁已做太子中允官,不考虑个人得失,仗义直言,“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意欲使皇帝醒悟,但结果也被贬官。二指在尹师鲁病危时,“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人死前,往往口吐真言,或暴露私情。作者用对比的写法,突出地表现了尹师鲁既无私情,也不言私,真是忠贞刚毅的一生,临死不改本色。一德政,并不是说尹师鲁一生仅此一桩,而是文中作者只举了这一个典型例子:“又知潞州,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只有好官,人民才会思念他,话虽少,其意却很深,也很含蓄,表现了尹师鲁爱民的好品质。一喜好,指“独喜论兵”。尹师鲁独喜论兵,不仅无害,而且表现了他忠君爱国,有多方面的才能。作者极力称赞师鲁《叙燕》、《息戍》两篇论兵的文章写得好,而且惋惜未来得及实施,目的就在于此。总上所述,作者是想通过尹师鲁的一生经历,来表现天下之称尹师鲁未必尽知的一面,即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秀品质。
第六段为第三部分,总结尹师鲁一生的不幸遭遇,叙述他死后家境的穷困,表达了作者无比深切的哀悼感情。
作者在文中采用“其语愈缓,其意愈切”的艺术手法。作者在为尹师鲁写这篇墓志铭时,有意学习墓主生前的文风,写出了“简而有法”的好文章。这种写法,很不为当时人所理解,认为对尹师鲁的评价不高。于是作者又写了《论尹师鲁墓志》解释其写作用心。通篇“言简而意深”,“谨严而凄婉”。全篇十七次反复呼叫“师鲁”,哀痛凄切。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