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是一个地名，在当时黄州州治黄冈（今属湖北）城东。它并不是什么风景胜地，但对作者来说，却是灌注了辛勤劳动、结下深厚感情的一个生活天地。宋神宗元丰初年，作者被贬官到黄州，弃置闲散，生活很困窘。老朋友马正卿看不过眼，给他从郡里申请下来一片撂荒的旧营地，苏轼加以整治，躬耕其中，这就是东坡。诗人在此不只经营禾稼果木，还筑起居室——雪堂，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个大字，并自称东坡居士了。所以，他对这里是倾注着爱的。
诗一开始便把东坡置于一片清景之中。僻冈幽坡，一天月色，已是可人，又加以雨后的皎洁月光，透过无尘的碧空，敷洒在澡雪一新、珠水晶莹的万物上，这是何等澄明的境界！确实当得起一个“清”字。谢灵运写雨后丛林之象说：“密林含余清”。诗人的用字直可追步大谢。
诗人偏偏拈出夜景来写，不是无谓的。这个境界非“市人”所能享有。“日中为市”，市人为财利驱迫，只能在炎日嚣尘中奔波。唯有“野人”，脱离市集、置身名利圈外而躬耕的诗人，才有余裕独享这胜境。唯幽人才有雅事，所以“市人行尽野人行”。这读来极其自然平淡的一句诗，使我们不禁从“市人”身上嗅到一股奔走闹市嚣尘的喧闹气息，又从“野人”身上感受到一股幽人守志僻处而自足于怀的味道，而那自得、自矜之意，尽在不言中。诗人在另一首诗里说：“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那虽是咏定惠院海棠的，实际是借海棠自咏身世，正好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诗所包含的意境。
那么，在这个诗人独有的天地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缺憾吗？有的。那大石丛错、凸凹不平的坡头路，就够磨难人的了。然而有什么了不起呢？将拐杖着实地点在上面，铿然一声，便支撑起矫健的步伐，更加精神抖擞地前进了。没有艰险，哪里来征服的欢欣！没有“荦确坡头路”，哪有“铿然曳杖声”！一个“莫嫌”，一个“自爱”，那以险为乐、视险如夷的豪迈精神，都在这一反一正的强烈感情对比中凸现出来了。这“荦确坡头路”不就是作者脚下坎坷的仕途么？作者对待仕途挫折，从来就是抱着这种开朗乐观、意气昂扬的态度，绝不气馁颓丧。这种精神是能够给人以鼓舞和力量的。小诗所以感人，正由于诗人将这种可贵的精神与客观风物交融为一，构成浑然一体的境界；句句均是言景，又无句不是言情，寓情于景，托意深远，耐人咀嚼。同一时期，作者有《定风波》词写在风雨中的神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与此诗可谓异曲同工，拿来对照一读，颇为有趣。
诗的第一段，通过景物描写，突出当时的静。说明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世俗名利的不屑，但愿长醉山水间之意。
“挂绝壁枯松倒倚。”首句描写悬崖之上一棵枯松倚绝壁而倒挂，既写出枯松的奇姿，又衬托出山势的险峻。作者放在小令的开头，使人有突兀不凡之感。”落残霞孤鹜齐飞。“写秋天傍晚江上明丽的景物。这两句刻意经营，本身极富形象感，又借得了名句所固有的审美效应，从而一上来便先声夺人，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四围不尽山”两句，是对前面两句所写景物的概括，也是在意象上的扩大和补充。前面两句是镜头各对准一个焦点，摄取最动人的画面，他们的景观是具体的，但却是定位的，是在某一个方向上。现在加上这两句，进一步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使他们看到除了上面所写到的景物之外，四围还有数不尽的山，无穷的水。这种大笔勾勒似的写景，为下面写”秋意“作了心理上的铺垫。
“齐西风满天秋意。”西风“无形，”秋意“无迹，然而又确实有”意“可感。这境界既有物境，也有心境。曲写至此，自成一段落，它把秋景、秋意都提供给读者了。但是如果曲子就到此结束，它还不过是一幅没有人物的静物画，而且构图不够多样与丰富。
“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静静的夜，静静的湘水，一只船，高挂着云帆，悠悠前进。“月影低”说明月亮才刚刚升起，它的清光投射在船帆上，使帆影显得低而且长。在这里，作者把自己摆进图画中，成为画面中的一员。人物出现，画面顿时活了起来。因为“云帆月影”的夜航点缀了清旷的江面，太富有画意了，而且地点正好在潇湘之上，就像一幅潇湘景物图一样，所以说“载我在潇湘画里”。
整首小令写的都是潇湘行舟所见。是按照时间顺序道来。作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冷静的观照二视野所及，潇湘两岸的山水风物，都使他感到心旷神怡；虽然两风的轻拂带来了满天的秋意，传统的季节感受，加上身在旅途，不能不使他产生微微的萧瑟之感；但因为他身为湖南宪使，也许是外出公干，也许就在赴任途中，所以心境是平静的。正因如此，我们获得了一幅气象阔大、意境飞动的秋光图。
“抽思”取之于诗篇中“少歌”之首句。对“抽思”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谓：“为君陈道、拔恨意也。”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抽，拔也。思，意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抽，绎也。思，情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
从体式上看，此篇有个与它篇不尽合一的独特篇章结构：除篇尾有“乱辞”外（这是《九章》中多数篇所具备），还增加了“少歌”与“倡曰”两种形式，此为它篇（如《离骚》、《九歌》及《九章》其它篇等）所罕见。所谓“少歌”，朱熹《楚辞集注》认为乃类同于“小歌”，是诗章前部分内容的小结。
所谓“倡曰”，即是“唱曰”，是诗章第二部分内容的发端。联系此篇整体内容，这别具一格的“少歌”与“倡曰”至少起了两个作用：其一，内容结构上的转换，由前半部分刻画与君不合、劝谏无望而生的忧思之情，转向了独处汉北时心情的描摹，“少歌”与“倡曰”在这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诗篇顺理成章；其二，诗篇的结构体式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避免了单一化叙述的单调与呆板，产生了回旋曲折的艺术效果。
此诗回忆自己向楚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害而被放逐的情况，所写的是把作者蕴藏在内心深处像乱丝般的愁情抽绎出来。全诗流贯着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诗篇一开首即扣住了题目”抽思“——以忧伤入题，用一连串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词汇一下子将读者引入了“忧伤”的氛围，从而步入了诗人刻意营造的感情王国。
诗人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随着诗章的逐步展开而渐次委婉吐露的。诗篇先从比喻入手，描述了诗人的忧思之重犹如处于漫漫长夜之中，曲折纠缠而难以解开，由此自然联系到了自然界——“谓秋风起而草木变色也”（朱熹语）；继而写到了楚怀王，由于他的多次迁怒，而使诗人倍增了忧愁，虽有一片赤诚之心，却仍无济于事，反而是怀王多次悔约，不能以诚待之。诗人试图再次表白自己希冀靠拢君王，却不料屡遭谗言，其心情自不言而喻——“震悼”、“夷犹”、“悝伤”、“惦儋”，一系列刻画内心痛苦词语的运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诗人的忠诚与不被理解的窘迫。“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成以为仪”，“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一番表露，既是真诚的内心剖白，也是寄寓深邃哲理、予人启迪的警策之句，赋予诗章以理性色彩。
“少歌”后的“倡日”部分，叙述角度有所转换。这部分以由南飞北的鸟儿作譬，刻画了诗人独处汉北时“独而不群”、“无良媒”的处境，其时其地，诗人的忧思益增：“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两句，令人读之怃然。值得注意的是，诗篇至此巧妙地插进了一段梦境的描写，以此抒写诗人对郢都炽烈的怀念，使读者似乎看到诗人的梦魂由躯体飘出，在星月微光下，直向郢都飞逝，而现实的毁灭在空幻的梦境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这是一段极富浪漫色彩的描绘。
诗篇最后部分的“乱辞”完全照应了开头，也照应了诗题。诗人最终唱出的，依然是失望之辞——因为，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终究是现实，处于进退两难之中的诗人，无法也不可能摆脱既成的困境，他唯有陷入极度矛盾之中而藉诗章以倾吐心绪，此外别无选择。
全诗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流贯全篇的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古人习以钱塘江北岸山称吴山，南岸山称越山，这是因为钱塘江曾为春秋时吴、越两国国界的缘故。元曲家汪元亨即有“怕青山两岸分吴越”（《醉太平·警世》）语。
此曲起首即以吴山越山对举，点出“山下水”即钱塘江的咏写对象，而着一“总是凄凉意”的断语。一个“总”字，将“吴”、“越”、“山”、“水”尽行包括，且含有不分时间、无一例外的意味，已为题面的“怀古”蓄势。不直言“钱塘江水”而以“吴山越山山下水”的回互句式出之，也见出了钱塘江夹岸青山、山水萦回的态势。三、四句以工整的对仗，分别从水、山的两个角度写足“凄凉意”。江为动景，亘古长流，故着重从时间上表现所谓的“今古愁”。山为静物，也是历史忠实、可靠的见证，故着重从性质表述，所谓“兴亡泪”。以“雨”字作动词，不仅使凝练的对句增添了新警的韵味，还表明了“泪”的众多，也即是兴亡的纷纭。作者不详述怀古的内容，而全以沉郁浑融的感想代表，显示了在钱塘江浩渺山水中的苍茫心绪。
大处着笔，大言炎炎，一般都较难收束，本篇的结尾却有举重若轻之妙。“沙鸥”是钱塘江上的本地风光，又是闲逸自得和不存机心的象征。“沙鸥笑人闲未得”，“闲”字可同“今古”、“兴亡”对读，说明尽管历史活动不过是“凄凉意”的重复，但人们还是机心不泯、执迷不悟，大至江山社稷，小至功名利禄，争攘不已；又可与“今古愁”、“兴亡泪”对勘，表现出作者对自己怀古伤昔举动的自嘲。此外，从意象上说，“沙鸥笑人”，也正是江面凄凉景象的一种示现。作者对人世的百感交集，终究集聚到这一句上，自然就语重心长，足耐寻味了。
这支小令怀古伤今，把深沉的兴亡之感，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物是人非，而山水如故。在千古不变的山山水水中，融入了深厚的历史感，引发人的感慨和感伤。末句“沙鸥笑人闲未得”，用拟人手法，看似轻松诙谐，含义却颇为丰富，别具深意。自然界的生物是那样悠然自得，而人世间则充满忙碌、竞争、劳顿，最终，一切的一切都将归于历史的陈迹。
广州在晋代时还很偏僻，加之当时南方多瘴气，古人视为畏途。但又因为广州靠山临海，自古盛产奇珍异宝，到这里来“捞一票”的人也大有人在。据《晋书·良吏传》记载，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广州三十里地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南海县西北），这里有一泓清澄明澈的泉水，这泉水名之曰“贪泉”。当地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使清廉之士，一饮此水，就会变成贪得无厌之人。吴隐之来到清泉边，深有感触地对身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他酌泉赋诗言志，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吴隐之这首诗前两句先陈述由来已久的传说：古人说这贪泉水，谁饮了它，心里就要产生牟取千金的贪欲。歃（shà），歃，以口微吸也，是说只喝一点，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多。怀，思也，思得千金，便是贪。“一”与“千”对照，强化贪泉之贪。只喝一口，便贪图千金，多喝几口，不用说更贪得无厌。这传说在他心里引起了疑问：事情真会这样吗？他想起了历史上两位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士——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人世间的大富大贵莫过于帝王的宝座了。可是，这兄弟俩互相推让。孤竹君死后，按照遗嘱要叔齐继承王位，可是叔齐却坚决要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避而不受，出奔于外。叔齐仍不肯登位，也出走了，结果兄弟俩为了互相推让王位，都逃离了孤竹国。天底下最大的富贵他们竟然弃之如敝屣。想到这里，吴隐之在诗的后二句深深感叹道：这贪泉水啊，试教伯夷叔齐来饮，我相信他们终不会改变自己的高尚思想和情操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的确与是否饮用贪泉无关
吴隐之终不相信这古老传说，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勇敢地酌贪泉而饮了，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诗的后二句，他是借伯夷叔齐自比，表示自己清廉为政的决心。
吴隐之这首述志诗，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古朴动人。更可贵的是作者言行一致，他在广州任上数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晋书》上说他“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风气大为改观。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清官。后来他离开广州北归，行囊萧萧，船舱空空。回到家中，数亩小宅，茅屋简陋。当时著名将领刘裕赐赠车牛，并要为他建造住宅，都被他谢绝了。一生清廉，始终不渝，一代良吏，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