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晚”原本指时节。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但这个节气有时候出现在农历“年初”,有时候又出现在农历“上一年年末”,凡后一种情况,即称作“岁晚”(岁晚,即“年末”),民间亦称作“内春”。“岁晚”,在这里是指农历九月。此时,秋水澄碧,菊花正开,丝毫不比春景逊色。并且由于时近岁暮,“此景过后更无景”,因而比春景更令人爱惜。王安石以时节(“岁晚”)而不是以景为题,正是为了突出这种“岁晚惜流光”的感情。“月映林塘淡”,可见不是朦胧新月,至少是半月。明月与清波相映,明朗动人,这就为“坐野航”作了伏笔。而塘畔菊花,藏于枝叶之中,虽有月照,依然黝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必须去“寻”。“风含笑语凉”,着一“含”字,可知笑语在风中缓缓荡漾,那么,这风就是微风了。正因有此微风,才能“小立伫幽香”-一小立片刻,等待菊花的“幽香”一缕缕飘来。由此可见,作品所展现的幕幕图景,尽管流转变化,却和谐统一。诗人运笔是极为细密的。
中间两联正面描叙诗人的赏玩过程。“俯窥”句赏水,“小立”句赏花。“绿静”二字颇可玩味。王安石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分别用“绿”、“静”来表现水的动人,如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澄江静如练。”所以,用“绿静”来代指水,就暗含了这一类描写在内,因而其作用也就不限于和“幽香”成对,求得属对工整,同时也富于画意,正好显示了水的“可怜”(可爱)。
宋人许顗《彦周诗话》曾说:“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写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春涨绿周遭,俯视红影移鱼船’。皆观其影也。”三、四两句中的“俯窥”池塘,并非仅仅看水(那样就用不着“窥”了),而是入迷地欣赏着“水中影”:月影、树影、花影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景物。“窥”字极为传神,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诗人的个性;不仅如此,它还和“小立”形成对照,风致悠然。
“携幼寻新的”承“小立”句而来:塘畔的缕缕幽香诱惑着诗人,于是他兴致更高,“携幼”相寻。画面中出现了一老一少,相互之间又是如此亲密,款语绵绵,这就照应了上文的“笑语”。“扶衰坐野航”,进一层表现赏玩之兴。“扶衰”,虽衰老而强起;“野航”,一种“恰受两三人”(杜甫《南邻》)的小船。年老体弱,而所坐又非画舫楼船,既无箫管之喧,又无友朋之乐,却唤起他如此高的游兴。不为别的,正是这秋月映照着的林塘夜色和“岁晚惜流光”的深切感情。所以“扶衰”并非叹老,“野航”亦非调侃,而是要通过二者更深刻地反衬出他的情怀。
最后一联画龙点睛。“延缘”,徘徊流连。“延缘久未已”具有很大的容量,它不仅包括了上述全部赏玩过程,还表明“扶衰坐野航”之后诗人仍在夜游。至于他何时会“已”,没有明写,也没有暗示,只是意味深长地说明了“延缘久未已”的原因:“岁晚惜流光。”有了这一句,全部描写赏玩的画面就获得了灵魂,读者尽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想象,去回味。此诗虽然用笔平实,仍有含蓄不尽之意,原因正在于此。
此诗纯写闭门寥落之感。整首诗篇好似一幅形象鲜明、艺术精湛的画卷。读者把它慢慢地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灞原上空萧森的秋气:撩人愁思的秋风秋雨直到傍晚才停歇下来,在暮霭沉沉的天际,接连不断的雁群自北向南急急飞过。连番的风雨,雁儿们已经耽误了不少行程,好不容易风停雨歇,得赶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宿处。这里用一个“频”字,既表明了雁群之多,又使人联想起雁儿们急于投宿的惶急之状。古人每见雁回,易惹乡思。读者继续打开画卷,景象则由寥廓的天际渐渐地转到地面,转到诗中的主人。只见风雨中片片黄叶从树上飘落下来,而寄居在孤寺中的一个旅客正独对孤灯,默默地出神。“落叶他乡树”这句,很值得玩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诗人在他乡看到落叶的情景,不能不有所感触。自己羁留异地,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其心情之酸楚,完全渗透在这句诗的字里行间。“寒灯独夜人”,一个“寒”字,一个“独”字,写尽客中凄凉孤独的况味。不难想象:一灯如豆,伴着一个孤寂的身影。夜已深了,寒意重重,在寒气包围中,灯光更显得黯淡无力,而诗人孤独凄苦的心情也随之更进了一层。“寒”与“独”起着相互映衬的作用:由寒灯而显出夜长难捱,因孤独而更感到寒气逼人。
五、六两句让画卷再向下推移,它不仅显示了更大的空间,更细的景物,而且出神入化,展现了诗人的心境。这时夜阑人静,连秋虫都已停止了歌唱,只有露珠滴落在枯叶上的响声,一滴接着一滴,虽很微弱,却很清晰。这句“空园白露滴”用的是以“动”烘托“静”的手法,比写无声的静更能表现环境的寂静,露滴的声音不但没有划破长夜的寂静,反而更使人感到静得可怕。连露滴的声音都可听到,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寂静的了。下一句“孤壁野僧邻”同样是用烘托的手法。明明要说的是自己孑然一身,孤单无依,却偏说出还有一个邻居,而这个邻居竟是一个绝迹尘世、犹如闲云野鹤的僧人。与这样的野僧为邻,诗人的处境的孤独就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进一步写出了诗人的心境:秋夜孤房连露滴的声音都可听到,正说明他思潮起伏,长夜无眠;而所与为邻的只有一个野僧,表明他正想到自己已经被抛出世外,不知何日才能结束这种生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诗的最后两句也就与前面的描写自然衔接起来,不显得突兀。
最后两句直接说出诗人的感慨:“寄卧郊扉久,何年致此身?”诗人为了求取官职来到长安,在灞上(又作“霸上”,长安东)已寄居多时,一直没有找到进身之阶,因而这里率直道出了怀才不遇的苦境和进身希望的渺茫。
这首诗写景,都是眼前所见,不假浮词雕饰;写情,重在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因此,尽管题材并不新鲜,却仍有相当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传诵极广的边塞诗。诗中写到的金河、青冢、黑山,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唐时属单于都护府。由此可以推断,这首诗写的是一个隶属于单于都护府的征人的怨情。全诗四句,一句一景,表面上似乎不相连属,实际上却统一于“征人”的形象,都围绕着一个“怨”字铺开。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意思是:年复一年,驰骋于边塞关城之间;日复一日,横刀跃马,征战杀伐。这两句“岁岁”和“朝朝”相对,强调了战争的频繁和生活的枯燥。又加以“复”和“与”字,把四个边塞特有的事物联系起来,使 人感觉这种单调的生活无尽无穷,其中自然透出了怨情。
前两句从“岁岁”说到“朝朝”,好像征人的怨气已经发泄尽,其实,征人的怨何止这些呢?他不仅从年年岁岁的漫长时间中感受到枯燥苦闷,而且面对眼前看了千万次的景象,他也感到怨恨无处不在,所以有了三、四两句的描写。
“青冢”是王昭君的坟墓,在今呼和浩特市境内,当时被认为是远离中原的一处极僻远荒凉的地方。传说塞外草白,惟独昭君墓上草色发青,故称青冢。时届暮春,在苦寒的塞外却 “春色未曾看”,所见者唯有白雪落向青冢而已。萧杀如此,令人凄绝。末句写边塞的山川形势:滔滔黄河,绕过沉沉黑山,复又奔腾向前。黄河和黑山相隔甚远,这里不可坐实理解。上句说青冢,这里自然想起青冢附近的黑山,并用一个“绕”字牵合,寄寓绵绵怨情。这两句写景,似与诗题无关,其实都是征人常见之景,常履之地,因而从白雪青冢与黄河黑山这两幅图画里,读者不仅看到征戍之地的寒苦与荒凉,也可以感受到征人转战跋涉的苦辛。诗虽不直接发为怨语,而蕴蓄于其中的怨恨之情足以使人回肠荡气。
这首七绝,通篇没有写一个“怨”字,也没有直接发出怨语,诗人紧紧围绕产生怨情的原因,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着墨,用极为凝练的语言,通过对繁忙枯燥的征战生活和边塞荒凉 环境的描写,来表现征人的怨,字里行间都蕴含着怨情,让人读来回肠荡气。
在语言运用方面,这首诗的谨严工整也历来为人称道。全诗不仅每句自对(如首句中的“金河” 对“玉关”),又两联各自成对。后一联的对仗尤其讲究:数字对(“三”“万”)与颜色对(“白”“青”“黄”“黑”)同时出现在一联之中;颜色对中,四种色彩交相辉映,使诗歌形象富于色泽之美;动词“归”“绕”对举,略带拟人色彩,显得别具情韵。这样精工的绝句,的确是不多见的。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