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离别情绪的小令,用代言体写男女离别相思,从语言、结构到音情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自从送别以后,心中万分难舍,一点相思之情,绵绵不断,不知何时能停止?作者以主人公——一名与爱人分离的女子口吻写来,直抒其缠绵的相思、真挚的爱情。曲从别后说起,口气虽平易,然送别的当时,既觉“难舍”,过后思量,心绪自然无法平静。说“相思”只“一点”,似乎不多,但又不知“几时”能绝。这就强调了别情缠绵的一面,比起强调别情沉重的那一面,似乎更合情理,此即所谓藕断丝连。“一点相思几时绝”是全篇的中心,它强调了别情的缠绵,使之成为全篇描写和抒情的基调,也使前三句显得十分形象。
“凭阑袖拂杨花雪”一句有二重意味:首先点明季节为暮春(杨花如雪)时候,此时节容易动人离思,句中或许还含有“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苏轼《少年游》)那种暗示别离情景的意味;二是点明处所系有阑干处,当是高楼;与此同时也就点明了女主人公是独上高楼,她在楼上站了很久,以致杨花飞满衣襟,须时时“袖拂”。
末尾三句“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分明是别时景象,它与前数句的关系不甚确定。可有多种解会。可作顺承看,女主人公既在“凭阑”,不免由望情人的去路而引起神伤,“人去也”是痛定思痛的口吻。另一种是作逆挽看,可认为作者在章法上作了倒叙腾挪,近乎小山词所谓“从别后,忆相逢”(晏几道《鹧鸪天》)的写法。两种解读都可以,就造就了作品的多义性和启发性,体现了作品之妙。
上片写登临怀古,忧心国事。“七朝”三句,写作者登上赏心亭,看到江山依旧,而文物已非,想起七个朝代都在这里兴国、繁荣和灭亡的历史事实,又想到宋灭南唐完成统一,而北宋后期却国势渐衰,前车之鉴,意义尤深,故忧心忡忡。尽管江水浩瀚、水天一色,却不忍凭阑远眺了,怀古伤今的感情都凝聚在一个“莫”字上。“千古”二句,“斜阳”除写景之外,又有抒写兴亡之感的象征意义。加上“千古”二字,自寓沧桑之感。以“长安”代指“汴京”。“无处问”表示自己身在江南,心恋京阙,坐罪遭贬,欲问国事而不能。“更隔秦淮”化用杜牧《泊秦淮》诗意,“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从写情转向写景,以景寓情。与友人盘桓至深夜,秦淮月亮格外明朗,照人无眠,听到水上传来音乐声,更是感慨万千。开头以“更”字领起,意为前句的斜阳,江山已足以使人伤怀,再加上月夜、旧曲,情何以堪。
下片回思往事,嗟叹来日,国事难问,而自己命运多舛,仕途蹭蹬,双鬓已白,脸上已失去笑容,回忆起当年琵琶弹奏着动听的乐曲,似乎娓娓地诉说自己政治上的顺利,那是何等地美好。而眼下自己处于贬途,又是何等可悲。至此,作者失望已极。但失望而不绝望,最后三句,表白自己期待有朝一日,朝廷重用再回京师,使自己的仕途如断弦重续。当然这种希望是渺茫的,他心中明白,所以又复长叹“重别日,是何年?”谓此地与友人别后,何时又能重别。有重别就得先有重逢,不说重逢,而直接说重别,意思更为深沉。
上片以景结句,下片以情结句,饱含怀古伤今之情,深寓人世沧桑之感。追溯往事,寄慨身世,内容丰富,蕴藉深沉。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江南曲: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把它和《采莲曲》、《采菱曲》等编入《清商曲辞》。唐代诗人学习乐府民歌,采用这些旧题,创作了不少清新平易、明丽活泼的诗歌。储光羲的《江南曲四首》就属于这一类作品。
本首诗头两句“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点明时间地点和情由。“渡头”就是渡口,“归渡头”也就是划船回家的意思,“相邀”二字,渲染出热情欢悦的气氛。这是个江风习习、夕阳西下的时刻,那一只只晚归的小船飘荡在这迷人的江面上,船上的青年男女相互呼唤,江面上的桨声、水声、呼唤声、嘻笑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首欢快的晚归曲。
三四句“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轻舟”,创造了一个很美的意境。在那些表现出青年男女各种微妙的、欲藏欲露、难以捉摸的感情,这两句诗就是要表现这种复杂的心理。诗人抓住了“归棹落花前”这个富有特色的景物,赋予景物以人的感情,从而创造出另一番意境。“落花”随着流水,因此尽管桨儿向后划,落花来去飘荡,但还是紧随着船儿朝前流。诗人只加了“如有意”三个字,就使这“来去逐轻舟”的自然现象,感情化了,诗化了。然而,这毕竟是主观的感受和想象;因此那个“如”字,看似平常,却很有讲究。“如”者,似也,象也。它既表现了那种揣摸不定的心理,也反映了那藏在心中的期望和追求。下语平易,而用意精深,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这首诗所要表现的感情和心理状态。
这首诗的第四句,有的本子作“来去逐船流”,从诗意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来去逐轻舟”更好些。因为,第一,“逐”字在这里就含有“流”的意思,不必再用“流”字;第二,因为上句说了“如有意”,所以,虽然是满载一天劳动果实的船,此刻也成为“轻舟”,这样感情的色彩就更鲜明了。“轻舟”快行,“落花”追逐,这种紧相随、不分离的情景,也正是构成“如有意”这个联想的基础。所以,后一句也可以说是补充前一句的,两句应一气读下。
《郑伯克段于鄢》是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一个片段,却俨然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文章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仿佛真的进入了时间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历史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从而,不仅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感悟到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郑伯克段于鄢》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记叙得法。此文并不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紧紧抓住相关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及其言行展开记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决定着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同时又使我们在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
通过《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也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即如我们所说的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好的叙事体作品,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此事是春秋开篇的第一则故事,除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还讲说了兄弟的悌,以及后面颍考叔劝君,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