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了深秋时节，江上白波涌起，而烟雨飘飘，天色阴暗，江上顿时给人沉沉的感觉。那滚滚的江水挟着深秋的寒气，风寒水冷，吴楚一带，秋意盎然。而两岸山峦经秋意的感染，树叶也被秋霜染成金黄，那金黄的叶子随风飘起，零落在秋山之坡，飘忽在秋水之上。树林里、天空中，一行行大雁南归，时起的雁声萦绕在天宇之间，萦绕在人们心头。
诗人从不同的角度描绘景物：空中，雁鸣阵阵，江上，白波涌起，四面，烟雨迷蒙，地上，落叶萧萧，多层面的渲染，秋的韵味就显得浓浓的足足的，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氛围和效果。
此诗一、二两句，就给人开阔辽远之感：吴头楚尾，是春秋时吴楚两国交界的地方，在今江西省北部，那里，地域辽阔，山水相接，烟雨迷茫，江涛奔涌，此境此景，诗人非常激赏，足现其心胸之开阔，意境之开朗。
三、四两句，既交待了渡江的时间、环境，更随意点染，勾勒出一幅由寒潮、山林、大雁、黄叶构成的秋江图，简洁洗炼，蕴藉含蓄。而秋江晚渡的意境，清爽脱俗，超然典雅，长髯白衫的先觉圣明凌虚于浩淼烟波之上，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诗的首联从远处着眼，描写凌歊台的远景。凌歊台所依托的山脉蜿蜒盘旋，从远处延伸到跟前，如一条矫健的龙来回游动飞舞。山势如龙，所以被皇家视为风水宝地；凌歊台坐落在这样的山上，说明其位置得天独厚。悠闲自在的白云在高台四周飘浮，像是在守护着这座宏伟的建筑。“闲云”指山野中所见的云，它们是悠闲的，无拘无束地飘浮，带着纯粹又活泼的野趣。闲云守护，也说明此台地势高，已经深入云雾缭绕之中，需要仰视方可见到。“护”字这种拟人化的用法，可以想见云雾层层围绕的形态。闲云、野鹤一般连用，指脱离朝廷、没有各种制度束缚的人士。凌歊台原本是皇家楼台，现在却只有闲云来相伴，隐隐地表露出凌歊台受到冷落。
颔联着重写凌歊台内的景色。夜晚的凌歊台离宫旧址，只有月亮静静地升起又沉落，一股清冷、肃杀的气氛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如果说这只是因为夜深而人迹杳然，那么在本该有妃嫔、宫女、臣僚往来的辇路上，即使白天艳阳高照，也没有一丝人影踪迹，更渲染出凌歊台被废弃之后死寂、萧条的情景。“离宫”、“辇路”都是南朝宋刘裕建宫时的旧称，“辇路”即帝王车驾所经的道路。“离宫”、“辇路”用在这里，多少带点思古的幽情。许浑诗中有“三千歌舞宿层台”一句，描写当年刘宋君王的声色享乐生活；而据史书记载，刘裕做皇帝时清心寡欲，并不如此奢华。也许因为如此，萨都剌并没有像许浑那样描写离宫的奢靡繁华，而着墨于凌歊台目前的衰败景象。
在上面一联渲染的基础上，颈联自然而然道出了这样的感慨：自然界的规律不会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消失，它们依然存在，四季照样轮回。每逢春天来临时，凌歊台上的野花仍像旧日一样盛放，无论这里是辉煌的离宫还是废弃的楼台，都没有任何改变。这一联与上联相对照，一写离宫的萧条肃杀，一写野花的自在开放。历史上的英雄，其事迹、功业会随着王朝的消亡而消散，昔日奢华的亭台楼阁，也会化为废墟，就如同曾经人声鼎沸的离宫，如今绝无人迹，只有闲云作伴，日升月落。另一方面，那些野花悠然自得地盛放，完全不理会人事的兴废。由野花的开放，作者的怀古幽思转为一种豁然开朗的历史观：原来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其兴衰自有内在的规律，世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如野花一样尽量地放开心胸、自得自在而已。
碑石本来是为了刻下帝王的丰功伟业、记载那些辉煌的历史而立起来的，而如今，负有这样使命的碑石已经断裂，淹没在枯黄衰败的野草和荒凉的烟尘中。绿色的苔藓原本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它们慢慢地爬满了那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断裂碑石。李白也写过题为《凌歊台》的诗，最后两句是“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由于厚厚的苔藓遍布碑石，游人都没法看清刻在石上的碑文。盛唐时代已然如此，萨都剌所处的元代更不必说。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人清理和守护碑石，任其自生自灭，它们才会变得绿苔遍体，这再一次证实了凌歊台的败落荒凉。除了辇路、断碑，以及传说，再也没有什么事物能证明当年凌歊台的繁华，闲云、野花、月亮，这都不是帝王所带来的事物，也不是哪一代王朝所能控制得了的。帝王也许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创造非凡的繁华和功业，例如在凌歊台上建造离宫，但也是短暂的事业。人生如梦，繁华如烟，只有日月更替、云起云落、花草枯荣，才是恒久不变的规律。作者以此作结，既有回顾历史的淡淡感伤，又引出对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现象的深入思考。
萨都剌的怀古诗颇为后人所称道，这首《次韵登凌歊台》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整首诗由凌歊台的远景着墨，着力于描写凌歊台上的景物与往昔离宫的对比，昔日的高台、离宫、辇路、碑石都已荒废，今日依旧山险台崇，但这个世界已属于闲云、野草、绿苔。作者在感伤旧事时，又暗含看穿历史规律的平和心态。他怀古，但不是一味地伤古、悲切，而带有深沉的思考，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一联，已成为咏古述怀的名句。
这首词由景入情，由今入昔，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人生遭遇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
上阕一开篇，作者便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以及“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数句，绘声绘色地画出了一幅旅途早行图。早行中，眼前月光、山色、晨霜、朝露，别具一番景象，但行人为了早日与弟弟联床夜话，畅叙别情，他对于眼前一切，已无心观赏。此时，作者“凭征鞍无语”，进入沉思，感叹“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为此，便引出了一大通议论来。作者追忆：他们兄弟俩，“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词里的“二陆”用来比自己和弟弟苏辙。当年，他们兄弟俩俱有远大抱负，决心象伊尹那样，“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孟子》中语）；像杜甫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实现其“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上神宗皇帝书》）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兄弟俩“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对于“致君尧舜”这一伟大功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抚今追昔，作者深感他们兄弟俩现实社会中都碰了壁。为了相互宽慰，作者将《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家语》“优哉游哉，可以卒岁”，以及牛僧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在身”诗句，化入词中，并加以改造、发挥，以自开解。结尾数句，作者表示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况下，要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姑且保全身体，饮酒作乐，悠闲度日。整首词，除了开头几句形象描述之外，其余大多是议论、成为一篇直抒胸臆的言志抒情之作。
这首词的议论、抒怀部分，遣词命意无拘无束，经史子集信拈来，汪洋恣肆，显示出作者横放杰出的才华。词中多处用典：“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四句，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三句，”优游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鲁国大夫叔向被囚后”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话：”且斗尊前“，化用杜甫《漫兴》中”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的诗句。作者将上述典故灵活运用，推陈出新，生动地传达出自已的志向与情怀。
这首词的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回环往复，波澜起伏，上片的早行图与下片的议论浑然一体，贯穿一气，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头几句写景，以“孤”、“青”、“野”、“残”等字眼传神地渲染出早行途中孤寂、凄清的环境和心境。“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一句，由自然景色转入现实人生。其后，词作由景物描写而转入追忆往事。“用舍由时，行藏我”，由往事回到现实。结拍数句表明作者已从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摆脱出来，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慰安。全词集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融诗、文、经、史于一炉，有形象的景象描写，有抽象地论说政治，又在议论中发表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抒写了沉郁惆怅的心境，文思连贯，一气呵成，体现了卓绝的才情。
这一词调，上片十一个四言句，下片八个四言句，多处用对仗，句法比较工整，而且，在许多整齐的句子之间，还穿插了几个长短句，如三言句、六言句、七言句和八言句，长短相间，参差错落。这个词调适合于以赋体入词，但又最忌板滞，它不同于短篇令词，也不同于一般长调，是个较难驾驭的词调。两宋词人当中，辛弃疾填了九首，刘克庄填了二十五首，陈人杰填了三十一首，这算是较为罕见的。许多名家，比如柳永、李清照、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张炎等，都不见填制。但是，此调格局开张，掌握得好，却可造成排山倒海之势，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苏轼这首《沁园春》词，上片写景，一下子罗列了七个四言句。前三个四言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句式相同，三脚并立。后四个四言句，“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组成“扇面对”，由“渐”字构成领头格，贯穿到底。七个四言句组织绵密，构成了一幅整体的画面。紧接着，“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仍用四言对句，“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也是四言句。这十一个整齐的四言句，除了靠“渐”、“凭”两个领格字提携，还由两个长短句“似此区区长鲜欢”及“微吟罢”，在当中辗转运气。于是，十一个四言句，就不至于像是拆开来的七宝楼台，不成片段。下片八个四言句略有变化。前四个四言句，不再用“扇面对”，其中，“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自成对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二句不对。其余与上片大致相同。这段议论，先由换头“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两个长短句叙事，承接上结所提“往事”，然后铺排议论。领格字“有”，从字面上看，仅管领“笔头”“胸中”二句，但“有”字下面的六个四言句，词意还是相贯通的，六个四言句之下，直接“袖手何妨闲处看”，还是具有一定气势的。最后，由一个三言短句“身长健”停顿蓄势，“但”字提携、转折，带上两个四言句“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为全词作结。
总之，《沁园春》词是苏轼以诗人句法入词的尝试，已稍露东坡本色。但这首词在艺术上仍有某些不足之处，如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词作比较，就觉得《沁园春》以抽象的说理议论代替具体的形象描述，不如以情动人之作，具有那么大的感人力量。比如“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相近，但前者总不及后者那样有意境，那样耐人寻味。
文章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写起，说明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辞意恳切，真情流露，语言简洁，委婉畅达。此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作者陈述家庭的特殊不幸和作者与祖母更相为命，以使武帝化严为慈，化对立态度的逞威为同一立场的体恤。“臣密言”，是奏表开头的一般格式。“臣以险衅，夙遭闵凶”，是第一段的综述，又是全文陈述苦情的总冒。“险”，不同于今天的“危险”义，《说文》：“险，阻难也。”贾逵《国语》注：“衅，兆也。”“险衅”，险恶的兆头。“闵”，病困，凶丧。“险衅”“闵凶”这两个词儿含义程度很重，很快就把读者导入惨苦的境域。什么“险衅”?什么“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小孩儿出世主要依靠父母抚养，竟然“慈父见背”，是一大不幸。《文子》：“慈父之爱子，非求报。”可见父慈于子是人之本性。作者不用第一人称“臣”，而用第三人称“孩”，旨在客观陈述苦情以使武帝动心。父亲死了，固然痛苦，如果还有慈爱的母亲一道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那还只是比较艰苦而已，竟然又“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是又一个大不幸!《晋书·李密传》：“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四岁的孩子，既经失怙，又已失恃，宛然一只被猎人击毙父母的没有羽翎的乌鸟，其寒伧、蒙昧、本能地求居觅食而又不可得的苦状可以想像得之。《毛诗序》：“卫世子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舅夺母志”典出于此，但这是托词（因为封建社会里人们把妇女在亡夫以后的改嫁视为丑事），也是作者对母亲宽解的一种孝行。从心理的通常情况看，似乎长者特别喜欢第三代，似乎祖父祖母喜欢孙子胜过儿、媳喜欢子女；如果这种判断不误，那么，祖母刘氏对作者的特别喜欢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作者是一个失怙失恃的孩子，当然特别喜欢又加上特别同情了，这样，“悯臣孤弱”的“悯”其含义之深、程度之重可以贴切体会，祖母当然“躬亲抚养”了。《晋书·李密传》：“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情，遂以成疾。”“九岁不行”，也许是软骨病之类。如果孩子身体健康，祖母操心费力可能少些，竟是“九岁不行”，特异的体弱是又一种大不幸，是祖母格外操心费力的又一个因素。以上一句写“弱”，以下集中写“孤”。尽管有三种大不幸，如果家里人丁较多、外面亲戚不少，那还可以有若干圆通的余地，是“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孤”得够痛苦了，够奇特了，够长久了：一，从作者的父辈看，没有叔叔又没有伯伯。二，从作者的平辈看，没有哥哥又没有弟弟。《诗经·郑风·扬之水》：“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汝）。”郑玄笺：“鲜，寡也。”
作者借用《诗经》一句，但“鲜”并不作“少”讲而作“无”讲，是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下跟“既无叔伯”的“无”避免重复的一种特殊词义。从外亲看，既没有为祖母、兄弟、妻子等穿孝服的亲眷，也没有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穿孝服的家族，也没有为堂兄弟、为未出嫁的堂姊妹穿孝服的同姓，单枝独芽寡人一个。从经济看，门庭衰败，连个使唤的童仆也没有。最后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来简括、有力、形象地刻画作者幼年时经历的那种寂寞、清贫、孤独、悲怆、冷酷、凄厉无告、遭人白眼的惨境。封建社会的世俗观念跟今天不同，今天男女平等又以独生（无分男女）为正为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又提倡多子（男子），作者这个“九岁不行”，又是“既无叔伯，终鲜兄弟”，又是缺亲无故，又没有童仆的清贫之家的几世单传的孤根弱苗的成长，饱蘸着祖母刘氏多少关顾之爱，倾注了祖母刘氏多少矜悯之情，耗费了祖母刘氏多少操劳之力!不妨说，祖母虔诚不渝地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热血、精力乃至生命都放在抚养作者上面，读者怎不被浸透在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氛围之中而对作者产生深切的同情呢?如果祖母刘氏身心康泰，操作便利，那还可以有些周旋。大不幸又一次在必然中发生了，──祖母刘氏经受不了许多家庭变故的摧残，经受不了许多社会人心的冷遇，经受不了许多对孤弱孙儿的哀悯和担心，喂养和抱持，事必躬亲，因而“夙”婴疾病，“常”在床褥，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祖母所唯一依靠的是一根弱苗而已，“臣侍汤药，未尝废离”，概括而又具体地写出了作者对祖母的孝谨备至。《晋书·李密传》：“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可见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从“而刘”到“废离”不过寥寥几句，却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以下论列紧紧把这几句当作唯一的事实根据。
第二段历叙朝廷多次征召，优礼有加，都由于“刘病日笃”而有着“报国恩”和“徇私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旨在消除晋武帝的疑虑，为下文请求“终养”埋下伏线。“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其中有对晋武帝的最高颂词；更有对作者深受其恩的最大感激，“沐浴”一词隐喻作者犹如禾苗蒙受雨露滋润因而茁壮成长。武帝担心作者以事奉祖母为借口，实在是对新朝持反对或观望的态度，作者更担心如果措词失当会引起武帝疑虑将有杀身之虞。“奉圣朝”，臣仆称君之词，“沐浴清化”，臣仆无比感激新朝的话，称呼和感激都能使晋武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宠臣对君主说话，因而心弦为之一弛。“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又作为一个过渡引导到“陈情”上来，以下具体地陈述“沐浴清化”的事实：一是太守推举作者为“孝廉”，这是褒德；二是刺史荐拔作者为“秀才”，这是称才，但是“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辞不赴命”乍一看来并非“沐浴清化”，其实是最好的“沐浴清化”，因为晋朝的地方官吏不但承认并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顺和与事有原则和有才干，而且体谅了作者的惨苦处境，通情达理，言到行成。由于是地方官吏，又由于是以前的事，只用“供养无主，辞不赴命”简单交代一下就行了。“沐浴清化”的更重要的事实是“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武帝“特下”诏书，而且要作者做特别亲信的宫廷侍卫之长；不久又授予辅佐太子的官职。面对最高统治者一再提拔，作为降臣的李密越发不能简单从事了，于是“具以表闻”。
在武帝看来，李密对这种厚爱竟然“辞不就职”，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作者巧妙地写道：“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作者主动说出武帝心中想要说的，而且是这样委婉，这样诚恳，武帝当然会心平气和了。但这话毕竟是作者所说，从以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获得武帝的谅解，而是遭到强迫手段：“诏书切峻，责臣逋慢。”“切”，“峻”，“责”，“逋”，“慢”，都准确鲜明地刻画了武帝当时的恼怒情态。郡县风驰电掣地执行王命，是“逼迫”，是“催”臣上道，州司具体贯彻王命，是“临门”，是“急于星火”，先后六个四字句，非常精练形象地描绘了一幅雷厉风行无可阻遏的催命图，这与上文所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为鲜明的对照。“臣欲奉诏奔驰”的“奔驰”用得绝妙，它有力地显示了作者非常急切地希望立刻赴京为皇家奔走效劳的焦急心情，“刘病日笃”的“日”字又准确地显示了苦情日深而且是为时不久，它跟下文“苟循私情”的“苟（姑且）”相得益彰。作者巧妙地应用了二难推理：“欲奉命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循私情，则告诉不许”。二难推理是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联合起来的推理，它的前提既然有两个，结论就是或此或彼，因此说，“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部分地消除了对作者的某些疑虑。其实呢，辩证地看，这里的根本观点是“先徇私情，后报国恩”。如果是先直截了当地提出“愿乞终养”，很可能激怒武帝遂致罹难，这里形式上提出两难，正是作者与事为文的高超所在。怎样进一步说服武帝呢？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而把读者引向下面的关键的即是高潮的一段。
第三段提出晋朝“以孝治天下”这个治国纲领，陈述作者特别孤苦的处境和作者的从政历史、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思想，以便进一步打消晋武帝的疑虑。《韩非子·说难》：“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作者紧扣治国纲领大做文章，使武帝感到“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见《说难》）。圣朝“以孝治天下”，并且做到“凡在故老，犹蒙矜育”，是热切称颂朝廷褒扬孝行态度坚决、措置得当，却更是为“愿乞终养”设置根据。于是说出了“况臣孤苦，特为尤甚”，副词“特”和两个形容词“尤”“甚”集中有力地写出了作者的情况是异乎寻常的特殊，那就越发应当而且必须“蒙矜育”了。如果是粗心的作者，行文至此，也许可以认为提出“愿乞终养”了，那仍然要把事情弄坏，因为“以孝治天下”是讲法，“凡在故老……”是说理，都还只是一般的论辩艺术，都还没能进一步打开武帝的心扉。聪明而又耐心的作者忽然宕开一笔，索性刺刀见红，把情节推向高潮!他勇敢坦率而又十分机警地把自己的历史问题、人生态度以及从政思想来一个彻底交代，全盘亮相：“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少”“仕”“历”职说明了仕臣之久，供职之勤，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尽忠守节于西蜀，而是为了“图宦达”。既然“图宦达”，就说不上“矜名节”，就较多地打消了武帝的疑虑。另一方面，武帝的措施又使作者这个“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深感“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完全应当“士为知己者死”，怎么可能徘徊犹豫、另有所图呢?这又进一步打消了武帝的一些疑虑。在武帝看来，皇君至高无上，降臣至卑无下，动不动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施以高压。作者看准了这种心理状态，尽量把自己压低，把国恩抬高：“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一个“贱”字，仍旧感到不足，再加上一个“微”字和一个“陋”字，而且是“至微至陋”。与此同时，国恩深重是“过”蒙拔擢，是“宠”命“优”“渥”（“优”“渥”同义），前朝降臣恩荣加身，必然要欣慰，惶恐，感奋无已，效忠不二，这正是武帝所急切希望的。接着用反诘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只能是增强陈情语气而不会激怒武帝，降臣对新主竟能如此措词这是少见。也不是守节蜀汉，也不是拒官新朝，那是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说，作者勾勒了又一幅惨苦图，亦即祖母刘氏的病笃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个隐喻形象地表白了祖母大限临头，而且是很快地临头，作者只是竭力捕捉一刹那的时机，完足一刹那的义务，享受一刹那的幸福而已，这已为下文“报刘之日短也”张本。
文章至此，完全可以提出“愿乞终养”了，但聪明而又极其细心的作者还怕武帝认为以一般的孝敬长上为借口实在为的消极抗拒皇命，作者又一次综述了自己跟祖母血肉相连不可或离的紧密关系，“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是一种意思，一种说法；“母、孙二人，更相为命”，还是这种意思，但是另一种说法，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又自然地得出了“区区不能废远”的结论。“区区”，拳拳，一片真情，也就是“不能废远”，用“区区”又用“不能废远”，也是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以上两句出自肺腑，动人神魄，从悉心说服武帝体恤下情看，“区区不能废远”明确表示不能分离，比上文“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的两可之说前进了一步。 [7]
第四段明确提出“愿乞终养”，表示要先尽孝后尽忠，以期感动武帝达到陈情目的。
尽管作者从法从理从情写得娓娓动人，但他仍然清醒地、审慎地料到武帝不能满足于“区区不能废远”的说法，还会采取一些相应的高压手段。作者又清醒地、审慎地估计到尽管上文已经有种种刘氏大限不远的表白，但武帝还会认为“徇私情”跟“报国恩”的抵触，作者仍旧不能提出“愿乞终养”的请求，本段开头就亮出具体的时限说：“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四十四岁，是中年人，风华正茂，报国多日；九十六岁，古来稀有，风烛瓦霜，瞬息可灭，很自然地得出“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的结论，这结论清楚地陈述“报国恩”跟“徇私情”只有为时极短的矛盾，稍稍从长远着眼就根本没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尽忠跟尽孝暂时发生矛盾的措施的有力依据。从武帝设想，可以把成全李密作为“以孝治天下”的一个范例，更可以达到李密出仕新朝的目的，冠冕堂皇，惠而不费，何乐而不为?!老练深沉的作者这才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请求。“乌鸟私情”，是比喻也是比拟，它是“愿乞终养”的根据，又回溯到这是动物本性所在，治天下的本性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纲领；又是恳切、谦抑的天真流露，这种措词委婉得体，曲折有致，连铁石人也得回心转意，武帝当然不能拒绝。《尔雅·释诂》：“愿，欲也。”它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愿意”，应作“很希望”讲，表示愿欲之深。用了“愿”又用“乞”，同义的语词反复表示分外强烈。精妙的是，作者明确提出请求以后，还害怕武帝不相信他所说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为了印证所说句句属实，了无欺诈，再作出了以下印证：“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所见”，“明知”，“共鉴”，异词同义，有力地显示了作者的辛苦如日之光，如火之煌。当然，印证的作用远不在于使武帝深信其事，更可以使武帝感到，即使不从作者的处境考虑，而从“以孝治天下”这个手段出发，成全了作者为时短暂的请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动神灵，更可以慰作者，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奇妙的是，作者还觉得意犹未遂，言犹未尽，情犹未达，理犹未顺，再一次请求“矜悯愚诚，听臣微志”，以便刘氏意外地免除不幸，以便自己意外地获得成功。“愚诚”，“微志”，“侥幸”，“保卒”，一连串的词语，表示作者以最谦恭、最虔诚的口吻含泪哀求，催促武帝彻底动情。更妙的是，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后提出“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保证，这比“尽节于陛下之日长”又大大进了几步：活着不惜人头落地，死了也要结草衔环。尽管实质是为了作者对祖母的高谊隆情，但作者对武帝的极其忠爱、无比尊崇、十分殷勤的心情溢于言表，使武帝越发深信作者陈情的诚挚和急切。最后又以一个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达了格外恭谨的想法：是“犬马”，是“怖惧”，更是“不胜”，宛然适合一个新朝君主所希望听到的降臣的朴实、真切而能扣人心弦、令人怜悯的语言，怎不使武帝叹为观止、霁怒为怜、予以怀柔呢?!《晋书·李密传》：“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华阳国志》：“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晋书·李密传》：“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可见李密是情真意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