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人常以人与自然的默契,来表达一种超旷的情致。李白有“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辛弃疾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既是一种谐趣,又是作者自我意识对象化的巧妙修辞。“西山不似庞公傲,城府有楼山便倒”同样表现出这样一种超迈和诙谐的情绪。作者将西山拟人化,又将拟人化的山拿来与历史上有名的怪诞人物进行比较,思致独擅,奇趣横生。
这里作者并未说西山如何高峻,如何巍峨或如何秀丽,仅通过它的“不傲”来写其与人亲近。这种写山手法,有创造,有风趣,较之王安石“两山排闼送青来”又高出一筹。首句在“西山”之外,叠加出“庞公”的形象,“西山”为显形,“庞公”为隐形,造成一种独到的意象叠加效果。而联系这一对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之媒介(中介),就是对待城府的态度。庞公,即庞德公,据《尚友录》:庞德公居岘山,未尝入城府。荆州刺史刘表几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拒绝,并让刘表站在一边不理,对他自己妻子却“相敬如宾”。诸葛亮去拜访他,庞德公开始几次也只是让亮一人拜在堂下,不教他起来,因此以其踞傲而闻名于世。后携妻子隐鹿门山。“西山”却与庞公不同,“城府”只要有楼,它便可入城府来,按照常理,是人伫立楼头,目光投向西山,才发现它的存在。词人将这种视觉感受逆转,说是西山来到了城府之中,让读者在一句之中得到一种视点迁移引起的情感之波的回返往复,增强了诗句审美感应的层次和深度,且把山与人的亲近程度表述得准确和完满。词人写山与自然的热爱与亲近,与上面提到的太白、稼轩、半山类似诗句命意相同,与深隐山森的“庞公”实则同趣。
第三、四句,由西山的“青”,想到自己的白发,由头上白发想到去染翠蓝的晴岚。辛疾疾有“青山不染白髭须”之句,作者实际与辛词句意相同,不过是反说罢了。这里,作者放开浪漫的意马之缰,夸张地表达恨“早生华发”的强烈情绪,思致独到,言辞直率却具艺术内蕴。言外透露出爱山的缘由: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山林青青千里,可使人感受到一种浓郁的青春气息,遂觉得头上的白色可以移到它上面,它的青色可以移到自己头上。
下片承“华发”申说,旁人谓词人早生华发是因发愁,遂劝他喝醉解之。借酒浇愁,古人说得很多。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即酒。李白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其《将进酒》又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下阙首起两句便是沿前人思维定势,将诗意提起。第三句作一顿挫,一晚上便喝了千杯酒,当然这是夸张之辞,极言豪饮之多,最后作一反跌:酒喝得再多,也不能销愁,醒来白发未减,人依旧在愁中衰老。
这是一首谐谑风格的词作。无缠绵悱恻绮罗香泽之态,亦无豪纵奔放金戈铁马之势,它只是以疏淡的笔致,表现一种旷放的情感。虽有叹老之意,却全无伤感之怀。写法上,舍去一切背景,仿佛白纸上作画,仅用线条表现情绪。上片以青山与自己白发作对比写自己的“老”;下片用酒与愁的关系强调愁的执著,亦未离开一个“老”字。全词观之,愁与老的根源,华发乃老的标志,青山乃华民的隐衬,意脉连贯,疏中见密,自然浑成,淡而有味。为何而愁,全未说破,只让读者朦胧见到一种排遣不了,纠缠如蛇的愁雾愁雰愁云而已,遂给人一种超脱之感,放达之感。这是典型的元人风致,元人格调和元人散曲笔法。
这首诗读起来,总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孔绍安和夏侯端都曾是隋朝的御史,后来李渊反隋称帝,夏侯端首先归顺了李渊,授秘书监,三品官,而孔绍安归唐晚了一些,只被授于内史舍人,五品官,远不及夏侯端。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孔绍安作此诗时,夏侯端恰巧也在场,所以诗人以石榴自喻,发出了“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这样的感慨。“逐汉臣”,却“不及春”,人才得不到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唐高祖李渊的不满。同时诗中又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只是“来时晚”而已。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此句历来被人称颂,成为了感叹怀才不遇或大材小用的名句。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